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体系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养老服务政策的适时变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助推力量。1982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起步、初步形成、三足鼎立、快速发展、优化升级五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生成逻辑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趋势、国内人口转变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向；让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享有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是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政策逐步实现多元供给主体融合发展的渐进式转型；政策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经济环境变化、政府理念创新、多元主体互动、社会技术变革和外部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理论思考十分必要。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政策转向

社会与体制的双重转型带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家庭的持续变迁,中国家庭的养老压力加重、社会功能弱化、抗风险能力降低。然而受"家国同构"治理逻辑和"生产型"福利体制的影响,家庭政策在面临家庭困境和社会问题时应对乏力。分析家庭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索家庭政策转变路径和基本框架,确立以家庭为中心、为家庭发展服务的家庭政策理念,构建一个公平、有效、可持续性的家庭政策体系,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健康发展。     

企业调适、产业更新和区域绩效的协同演化——以技术变迁为线索的新视角

企业演化受到经济地理环境影响的同时,经济地理环境的自身演化也受到经济主体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变迁,企业与地理经济环境的共同演化和交互影响促进了区域和产业的腾飞.共同演化在推动某种产业优势的同时,也会引起区域和产业被锁定的现象,因为其导致的路径依赖和技术累计所需的报酬逐年上涨,区域和产业扮演过滤新路径机会的角色将被强化.这也给其他企业和区域提供了技术追赶的机会.     

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结构变化与技术追赶——基于产业演化理论的分析

在中国产业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追赶过程中,不同产业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绩效差异.本文借鉴西方学者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展开,从市场结构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互动中研究产业演化的相关理论思路,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体制背景和产业技术发展的过程特征,提出一个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实现的市场结构与产业技术创新互动机制,从这种互动机制所形成的中国产业演化阶段性过程特征中,分析了不同产业技术追赶效果的差别,进而讨论了相关的政策含义.     

演化增长理论:基于技术、制度与偏好的共同演化

本文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增长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演化增长的特征,本文指出,由于演化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的结构性变化,增长理论不能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要素累积上,而必须转向对影响要素累积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的研究。技术、制度和偏好是决定要素累积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演化增长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三者的共同演化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中伴随着知识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机制。在共同演化的视角下,本文较为深入揭示技术、制度和偏好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尝试建立三者的共同演化机制,并在此视角下描述演化增长过程。     

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的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制度变迁和演进的路径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与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演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更多地属于自组织系统的自我演化过程.作为内生和演进的系统,制度变迁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当事人集体学习、模仿、试错和创新活动中共同知识与信念的形成、演化的结果.在"分权改革"背景下,中国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多样性产生的根源在于:处于不同环境和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和当地经济组织之间互动中的集体学习,会形成不同的具有当地特征的共同知识和信念.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当地化的惯例性默示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的制度变迁模式都只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式金融渐进改革论纲

体制理论包括体制运行理论与体制变迁理论。体制运行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体制在特定时间上的运行状态,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比较。体制变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体制在时间序列中的变迁过程,分析方法是动态的演化。 中国式渐进改革道路的社会约束条件     

论中国共产党"三种思维"方式的变迁

政党思维是政党一切活动的原则、根据和出发点,是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决策理据和贯彻的方法.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战争夺权到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其政党思维理应与时俱进.即由"阶级思维"转向"阶层思维";由"斗争思维"转向"和谐思维";由"运动思维"转向"渐进思维",从而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历史变迁.     

演化经济学技术-制度二分法的理论演进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借鉴生物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科学,尽管演化经济学存在着不同的分支和研究方法,但它们都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为研究的主题,即坚持技术-制度的二分法.早期的演化经济学也称为制度主义,其代表人物凡勃伦提出了经济行为模式的技术-制度或工具-仪式的二分法,该方法被艾尔斯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并被称之为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等人继承和发展了技术-制度的二分法,并且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影响,现代演化经济学进一步发扬了新制度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建立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基于国家重大技术战略的动态技术政策研究

在世界技术体系中,国家重大技术战略具有使命导向功能,技术政策则是技术战略实施的前提和保障。以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使命导向型"技术政策和以德国等国家为代表的"扩散导向型"技术政策体现了不同国家技术战略的定位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差异。在日趋激烈的世界技术竞争格局下,中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甚至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赶超,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技术战略顶层设计,还要在动态追踪发达国家重大前沿技术基础上,围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远景目标,加强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互动,强化产业基因的培育,实现专用技术政策与通用技术政策的战略互动。要将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科学政策、创新政策相融合,构建系统的技术政策体系,实现科技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互动。     

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变迁理论的新视野

演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它彻底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蕴含的牛顿力学隐喻,而借鉴现代生物学进化隐喻来构建其理论纲领,发展出一种完全异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制度和技术变迁理论由于运用了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演进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如何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对相关研究的一个总体评价

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代表性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提出一个对相关研究的批判,指出已有研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经济转型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兴衰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忽视.而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衰落,并将其与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加以整合,从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才能够将对经济转型的动因、绩效和走向的分析引向深入.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及其转型

政党政治形态的生成及其变化,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变革中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反映了该政治体系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变迁.本文重新考察和分析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体制的政党政治形态及其政治文化环境,认为近年来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在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也悄然改变着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信念、态度和政治行为.这些新的元素包括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公民文化的成熟、理性的多元竞争、宽容性的政治文化等.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及其价值观念重构

大学生价值观极易受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在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期间,由于传统价值取向中部分内容的过时以及市场经济和西方思潮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出现了价值主体由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向、价值目标由理想化转向现实化、价值评价标准从绝对转向宽容、价值取向层次由单一转向多元化等特点。为此,我们应将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邓小平理论相结合,与＂敬业精神＂教育和日常行为管理相结合,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重构。     

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与春社关系探析

本文以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为研究对象,从名称与时间、祭祀神主和主题、祭祀场所与类型、祭祀仪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田社"与传统春社的关系。认为"田社"习俗是传统春社在青海汉族民间社会结合祭祖仪式的演化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