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差异

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可算是雅典民主政治进程中最重要的两次改革,梭伦打破了以往政权由少数贵族控制的贵族寡头政治,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参与政治,但是他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局限性.而克利斯提尼改革则在方方面面具有很大的彻底性,他的改革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于梭伦、克利斯提尼二人所领导的改革差异之研究,可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其历程.     

梭伦改革与塞尔维乌斯改革之比较

梭伦改革与塞尔维乌斯改革在改革性质与方向上颇为相似,各为此后雅典和罗马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西方建立民主和法制政体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同时,二者在具体措施上又有诸多不同,这是因为二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与具体国情上的差异有关。     

梭伦立法论

梭伦改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但梭伦不仅仅是一位改革者,而且还是一位立法者.梭伦立法活动一方面保证了民主政治的确立;另一方面,他的立法活动在西方法制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关注梭伦改革一系列内容,必须关注他的立法和法律实践活动.梭伦的立法和实践活动保证了他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梭伦也把公平与正义注入到他的立法中,但这种公平与正义是奴隶制时代的产物,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政治关系、市场化改革与股东财富效应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情景,从代理假说、干预假说和挤占假说进行对比分析并考察政治关系给公司股东带来的价值预期及其财富效应。通过公司高管变更的事件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系减少了股东的价值,其财富效应显著为负,但仅体现在市场化高的地方,而在市场化低的地方,高管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股东财富效应。这说明,在市场化高的地方,竞争力比政治关系对公司的发展更重要,但是政治关系会挤占公司对竞争力建设的资源投入,让公司的竞争力遭受损害。研究结论支持政治关系的挤占假说。     

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

文章基于浙江中部地区实证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因素,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特别分析了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发现:政治心理因素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性别、收入、是否受高等教育对参与公共事务具有重要影响,户口对参与投票有重要影响,职业分层对参与竞选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地位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投票和参与竞选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又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关心习惯的中介效应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相互遮盖,使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的总效应不再具有统计解释力;政治民主知识对政治参与不存在直接效应,而是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习惯的中介作用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东南亚华人政治认同当地化并先后加入当地国籍以后 ,其社会地位日渐改善。然而 ,从法律上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公民到实际上行使部分或完整的政治权利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地位提升 ,经历错综复杂的过程。大体而言 ,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华人华裔政治权利已和东南亚原住民相当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改善 ,仍有希望提升 ,印尼、印度支那、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较弱 ,但近年来已有改善。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世界华商网络的发展、台湾对东南亚的大规模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等因素都有助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改善     

提升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意义探究

合理解决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提高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优化社会结构,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公民意识,推进政治民主化;规范和引导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等。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郑永年教授专访

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张飞岸（以下简称“张”）：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论经济改革攻坚时期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攻坚阶段,一系列深层社会矛盾凸现出来。这些社会矛盾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带来浓重的政治矛盾色彩,有的则是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相互渗透和胶着。这些矛盾迫切要求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到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适应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移政府权力,是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切实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清除封建主义残余以及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意识的影响,是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支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20世纪前期的华北乡村，由于市场的不完备以及政府职业的不完善，在乡村习惯法中，中人的角色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村庄习俗中，原则上乡村各个阶层的成员均可担当中人，而有乡村秩序运行的具体场景中，中人集中于社区领袖与“能力型”人才两大阶层。但是，二者担任中人的动机与效果有所不同。     

试论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农民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与其获得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应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普遍建立农会组织、增加普通农民的代表席位等方面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转向:从政治人转向社会人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是以“政治人”作为人性基础,而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也发生了从“政治人”向“社会人”的转向.实现这一转向的理据在于人的社会性能够把人性的其他内容统一起来,包含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结构,消除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因此,“社会人”能够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建构提供人性根基.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古代犹太女性的社会地位探析——从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的参与之视角

检视《圣经·旧约》中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参与的大量史实发现,古代以色列-犹太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说明即使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仍有一定的政治与宗教生活的空间.如果只是简单地以“男尊女卑”的术语来概括古代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共性,未免有失偏颇.     

论古代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

斯巴达城邦是古希腊世界有名的军事化城邦。在军事至上的社会风尚影响下,斯巴达妇女与这个军事共同体密切相关,具备古希腊其他城邦妇女所不具有的社会地位,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也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本文从经济、政治、体育锻炼、文化教育和饮食等几方面对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探讨,试图解析斯巴达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中沟通的内涵及其应有地位

沟通是一切社会关系赖以形成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中沟通的定义应该是 :沟通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以及受教育者自身通过信息传递从而使受教育者认识内化和实践化的社会活动 ,其具体内涵可以从七个方面阐述。沟通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     

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语境下的社会组织法律地位探究

随着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总体要求的提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格局中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越来越凸显,而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不协调的是社会组织受到的各方面的制约,从分析社会管理格局的新局面入手,分析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试图为社会组织的法律人格和活动合法性提出证成.     

习惯法视域下藏族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分析

有关女性在传统社会①中的地位高下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题之一。面对藏族这样一个粗朴的民族,引入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在习惯法中的地位问题研究显然能为我们在"审视不同民族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提供一个绝佳的范本和一种独到的视角。全文在文献查阅的基础上整理并还原普通藏族女性在习惯法之下表现出的真实社会地位,期冀为藏族女性角色地位的"深描"提供更加广阔的反思空间。     

政治话语、国家间学习与德国社会救助改革

德国社会救助改革既是福利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从＂政治话语＂和＂国家间学习＂的视角对改革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德国社会救助改革是政治话语从强调国家到强调市场转变的结果之一,此外,英国的＂从福利到工作＂政策对德国此次改革内容的指导原则与措施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