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力、空间溢出与制造业集聚

为深入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引入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而结合跨省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域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进行经验论证。参数估计结果很好地证实了省域内的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以及省域间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和正向溢出效应,实际工资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和间接阻滞（负溢出）作用。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文章最后指明了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     

北京市域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北京市域制造业在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生空间格局的变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不断加速,将进一步加剧北京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空间格局的演化。利用2008年和2013年北京市经济普查数据中街道、镇乡的制造业大类的就业数据,从街乡的尺度,分析探讨北京市域内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与趋势。研究显示：2008-2013年北京市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均趋向集聚,增长产业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在引导制造业空间进一步集聚的同时,形成了明晰的空间分异,增长产业更加趋向于在专门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集聚,就重点街乡来看,北部地区的空间发展趋势将较为稳定,南部地区可能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高变动区域。     

土地制度对北京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放松管制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是中国制造业空间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在较微观的层面,土地供应、政府管制在制造业空间变化中起了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制度的变革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1985和2004年度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分析了北京制造业空间变化的特征,并试图揭示土地制度变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土地由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加速了工业郊区化的进程;其次,政府通过确定工业用地的供给方向、数量和时间等,决定着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方向;第三,土地产权改革以及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流转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制造业空间变化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生产绩效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利用EG集聚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先集中后均衡的空间集聚,整体稳定在低集聚区间;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相邻空间单位中具有空间正相关特点;集聚经济、政策支持等因素对不同企业绩效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对于中低绩效企业而言,政策支持的促进效应大于集聚经济,对于高绩效企业而言,集聚经济的促进效应由于政策支持,内部规模经济对各绩效水平企业均呈促进效应。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研究

运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北京城区范围内的976个写字楼点位为基础,辨析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存在状态、分布特征和形成原因,为研究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提供方法借鉴。研究认为,北京城市内部存在明显的办公集聚区,并且空间偏向差异显著,一级集聚区多沿交通线分布且集聚方向与交通线方向一致,近3/4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只有1/4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形成与西方国家大城市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市中心的不同特点。究其原因,第一,经济功能分化催生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产生;第二,行政区界限成为办公空间扩展的天然屏障;第三,城市功能定位引导办公集聚区分布。CBD、金融街、中关村和上地是北京城市内部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北京城市认知的空间关联模式——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分析

论文通过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在基于认知率和位置关系划分认知地点类型、街道类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北京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差异性、基于地点-街道的空间认知关联模式,并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北京城市空间认知差异性明显.从地点类型来看,城区南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认知率低且分布集中,东北部近郊区认知率低且离散性强,西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认知率高且集中,东南中心城区认知率高且离散.从街道类型看,中心城区街道认知率高,外围街道认知率低,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二,各类型街道对23地点的认知率与距离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结合型式,有近距离一低认知率型、近距离-高认知率型、中距离-中认知率型、远距离-低认知率型、远距离-高认知率型.不同结合型式中距离对认知率的影响因结合型式而异.第三,北京城市空间的认知曲线存在双峰,一峰表现为近距离、高认知率特征,具体位置随认知地点而异;另一峰表现为远距离、高认知率特征,主要是城市中心区认知地点.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基于决策树法的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挖掘

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引进决策树分析方法,讨论了北京市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在设定的修剪纯度下,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远近与出行工具、居住地变更、职业、居住地就业率、最小孩子求学状况、住房面积、家庭月收入、机动车利用状况密切相关;第二,在影响城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变量中,出行工具变量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住房面积变量、最小孩子求学变量,再次为居住地变更变量、职业变量,家庭月收入变量为第四等级,机动车使用变量和本地就业率为第五等级。第三,因住房产权复杂性、迁居原因的多样性、被动郊区化以及生产、育儿福利及家庭内部事务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住房面积、迁居史、家庭生命周期、职业与通勤距离的关系与国内已有结论相悖,部分变量因子对短距离通勤具有决定性影响,部分变量对于长距离通勤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省区专业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北京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组织特征与类型

产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形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导力量.要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和合理地进行城市功能区规划,都离不开对城市内部产业空间组织规律的了解与掌握.产业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各种集聚与分散力量综合作用达到平衡时的结果.鉴于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产业空间组织的不同特征与类型,本文利用2001年北京市基本单位...     

福建省装备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地理集中

在分析福建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4年和2008年各县市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地方专业化指数对福建省7类装备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同时,采用基尼系数、优指数、SP指数对福建省装备制造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及其变化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与2004年相比,2008年福建省装备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有所下降,其地理集中度也呈下降趋势．     

福建省装备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地理集中

在分析福建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4年和2008年各县市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地方专业化指数对福建省7类装备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同时,采用基尼系数、优指数、SP指数对福建省装备制造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及其变化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与2004年相比,2008年福建省装备制造业的地区...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Evaluating the Geographic in GIS

Despite several decades of discussion and debate around the role of GIS in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it would be a stretch to argue that GIS has not irreversibly altered the discipline, both in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in the wider imagination of a general public. However, it remains a challenge to incorporate the range of geographic knowledge, born of a diversity of modalities, into operational insights and analytical pre‐conditions in a GIS. To be certain, some irreconcilability between GIS and geographical inquiry is to be expected, epistemologically speaking. In what follows, we consider what might be meant by a shift to geographic analysis as scholars from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urn to GIS as a method of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is context, we engage in a thought experiment and offer some commentary, fixing the no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while opening the geographic in GIS to more variable understanding. The point is to pursu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GIS theory and method, encompassing, while not reducing, scientific, social scientific,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分解分析

21 世纪之初,北京正由一个工业城市逐步向适合首都特点的新经济型城市转变,其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轻型化的四化经济发展战略都将对北京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空间布局为着眼点,分别运用功能分区的圈层划分方法和基于邮区尺度的重心计算方法,对近10 年北京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进行刻画,并且利用重心变动的分解分析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动力因素进行定量描述.研究表明,研究期内北京制造业的布局正在经历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调整的过渡阶段;近10 年间北京制造业的就业和企业分布重心都出现了向东偏移的趋势,但是南北方向有所不同：前者向东北偏移,后者向东南偏移.对北京制造业的就业重心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就业重心偏移的贡献同样显著,推动就业重心向东北偏移.北京应继续深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的结构调整,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要继续引导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东移南扩”的布局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基于偏移—份额模型的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化解释

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不断演变.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改进的偏移—份额模型,将1998-2008年中国地级单元的制造业增长量分解为国家分量、省域分量、行业分量和区位分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政策推动产业增长,促进产业转移;省域政策和邻域的制造业布局影响本地产业结构;行业的要素密集类型和垄断水平导致空间布局差异;区域经济、区域政策以及城市群内部的联系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化.进一步选取代表性行业对偏移—份额模型中的行业分量和区位分量的组合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行业特征与区位特征需要相互匹配才能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 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 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 行实证研究, 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① 生产性 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 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 ② 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 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 差异; ③ 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趋于上升,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④ 制造业 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 就 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 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