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贫困治理与企业风险水平

政府与市场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理顺二者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话题.利用中国的贫困治理背景,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治理单元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能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企业声誉的增强是导致上述影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风险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以上结果为政府鼓励、企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验证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联动治理既符合企业自身利益,又有助于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对于上市公司总结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经验以及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精准扶贫的阶段性成效与创新突破

"十三五"时期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成脱贫攻坚工程目标任务的决胜时期。当前,全国正在全面深入进行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相对于传统扶贫开发模式,以人为本是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分类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绩效的关键,新发展理念是精准扶贫开发的导向。应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精准扶贫目标,进一步强化滴灌式精准扶贫理念,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精准扶,加强扶贫资源的综合治理,并建立层级考评结合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动因分析

本文在与精准扶贫相关的公益捐赠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基础上,以2018年北京市上市公司极其个别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动因分析。其中将动因分为经济动因主导型、制度动因主导型和道德动因主导型,并根据不同类别的公司进行分析得出不同公司受何 种动因影响更大的结论,提出企业应更好地结合自身产业特色进行扶贫的建议。     

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

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所提出的新举措,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通过梳理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以有利于优化扶贫治理模式、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效益、有利于构建长效扶贫机制。通过分析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困境发现,在精准识别工作中村民参与不足、在精准帮扶工作中村民参与被弱化、在精准管理工作中村民参与被排斥等问题严重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提高村民参与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村民参与社会协作,推进村民参与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     

浅议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贫困县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模式,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创新,这给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效率。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精准扶贫的难点与创新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扶贫在未来精准扶贫将成为主要方式,这是为消除经济减贫效应的下降势必要采取的措施.现阶段,精准扶贫的诸多方面仍不完善,在多个方面仍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几个方面.所以,应从改革制定方法,改革贫困标准,改善精准识别机制;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要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注重在扶贫资金管理、整合和金融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以确保精准扶贫工作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模式及改革创新研究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大部分的偏远地区农村仍旧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在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决战收官之年时,针对这些地区经济形态单一等诸多问题,政府逐渐在这些地区中推广产业扶贫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扶贫模式必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针对如何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改革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合理布局特色产业科学,建立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监督考核与管理机制等建议.     

“救困”抑或“帮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与适应性治理——基于苏北R县X村扶贫案例的田野考察

乡村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成为当下乡村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而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亦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文章尝试建构适应性治理框架,力图诠释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苏北X村的个案探讨,理顺了精准扶贫的"五位一体"运作机制,同时亦辨识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乡土困境:分类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的管理非动态、扶贫资源的"公地悲剧"、扶贫激励机制的缺陷。致使逆向激励效应的产生。为此,通过明确精准扶贫的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动态考评机制、创设"差额立项"的分类扶持机制、建立反馈机制等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能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最终实现乡村贫困治理现代化体系。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

本文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 ;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 ,但是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 ,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市场对公司发行债券有积极的反应 ;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firm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If those involved in decisions are also consumers the usual monopoly distortion is reduced.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this may give the firm a strategic advantage and hence, in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will increase profit. If the firm cannot commit not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we find a Coase‐like result where all market power is lost in the limit. This enables us to endogenis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firm. Finally we present a more abstract model of governance in the presence of market distortions.     

西藏地区科技精准扶贫模式创新:对吉纳村的个案研究

相较于其它扶贫途径,科技扶贫具有内生性扶贫的积极特征,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出路。科技精准扶贫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培训,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互动,需要一整套社会支持系统的配合。西藏地区吉纳村在科技精准扶贫过程中注意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些有益的可持续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吉纳村模式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公司治理结构与控制权市场的分析

与公司治理有关的信息,是影响一个公司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在相似或相同的准则基础上构建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使公司的潜在合作伙伴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合作扩大。本文试图运用科斯定理,分析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质。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与公司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制衡,而与公司内部各个利害相关人所获得的初始权利配置无关。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法律赋予董事     

公司治理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角度划分,企业的发展经历了3种形态:业主制,个人合伙制和股份制.在第一种企业形态中,其所有者与管理者是统一的,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存在;随着规模扩张和风险分担需要而诞生的个人合伙制虽然保持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二任不分,但也产生了搭便车和风险难分散的问题;股份制则是一个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形成的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份制的形成是由于进一步融资和风险规避的需要,以及经营环境变化、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委托-代理关系的确定同时产生了委托-代理成本问题.     

竞争、产权、公司治理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关系

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文献一般从三个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竞争、产权与公司治理。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各种观点都只强调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对中国5大城市7个行业的700多家公司在1996—2001年运营情况的调查数据,分别从单因素效应、多因素效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对以上三个理论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当分别对各单个因素进行考察时,各因素都对样本公司绩效有积极影响。然而当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时,我们发现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作用相对重要,而竞争效应则不甚显著;(2)在产权与公司治理,以及产权与竞争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性;(3)非国有企业在某些治理机制方面比国有企业显示出特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对于国有企业绩效影响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的理论观点都有其片面性,对企业绩效的全面的研究需要将三个理论体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我们的研究将对中国正在推行的民营化浪潮,以及改善公司治理和完善市场竞争,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治理成本、市场竞争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市场环境的视角,考察治理成本与市场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角度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中,治理成本都显著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市场竞争在提升民企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国企生产率。进一步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对于民企,人力资本在边际上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人力资本还是公司治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国企,人力资本不存在边际影响,只在市场竞争层面有微弱的中介效应。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