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矛盾冲突的反映。应当转变＂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模式,进而疏通利益表达渠道、调整社会心理失衡、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既让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又使得各方利益表达有畅通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还有农民自身的原因。应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民法治意识、加强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等方式,防止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农村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     

传媒符号权力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传媒作为符号的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即使利益关系转化为社会自然次序的符号权力,它不仅使社会的区分加以合法化,也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作。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与媒介技术的变革,现有的传媒符号权力面临削弱。文章以此为视角将群体性事件情境下符号权力削弱的表征予以呈现,并试图分析当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建立一种"消能式"的策略模式来保障符号权力的重塑,由此实现促进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开放,消除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根源。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性问题研究

转型期中国由于利益表达制度尚不够健全,公民利益表达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制度供给不足存在尖锐矛盾,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长期利益表达不畅,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其利益表达的实效性问题。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无效或低效背后,既有表达渠道和表达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因素,也同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及党政官员的能力和素质缺陷密不可分。要想提升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性从而消减群体性事件,单凭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制度本身是不够的,还须有其他的措施来加以保障。这其中,培育成熟的表达主体是有效表达的前提保障,完善配套制度是有效表达的根本保障,党政官员的责任心和能力建设是有效表达的基本保障。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网络情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更加显现,网络舆情深刻影响着群体性事件冲突的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对于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时期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其应对机制

高校群体性事件是社会深层次矛盾在高校的集中体现,是学生为了表达某种利益诉求或者宣泄情绪而聚集在一起、不受社会规范制约并对高校产生深刻影响的集体行为。一些高校建立了有效的防控体系,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与演练,群体性事件一旦爆发,便能妥善处置。但是,也有一些高校心存侥幸,没有建立完善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体系,这就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留下了隐患,也将对高校治理能力带来严峻的考验。为此,针对加强高校群体性事件预防体系建设的问题进行探讨,只有事前积极准备预案及演练、事中妥善处置、事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产生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就解决经济型群体性事件提出了对策,包括引导群体性事件的良性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冲突宣泄、化解渠道,做好相关的解释和法律宣传工作,建立灵敏有效的信息收集网络,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慎用警力等。     

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呈现数量增多、影响加剧、自发性增强,组织性提高、利益性和政治性并存等特点。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缺陷、基层政府治理方式不合理和利益保障机制不完善。为了有效防控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必须要完善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     

新时期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应然、实然和必然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并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其各种矛盾冲突提档升级,群体性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给基层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以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时代背景,深度挖掘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应然之义,探寻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实然之路,提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必然之策,为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弱势群体参与群体性事件利益博弈心态分析──基于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审视

风险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弱势群体与基层管理方的利益博弈,而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审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心态,消除公共信息的不对称,找寻博弈双方的利益博弈均衡点,是解决群体性事件利益纷争的有利前提,亦是规避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由此,正确引导博弈各方理性抗争,一方面使得弱势群体合理归因社会矛盾、充分理解社会改革中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基层管理自觉调整强势角色,搭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平台,实现双方平等对话。在此基础上,作为平衡社会信息的媒体更需要合理设置议程、为博弈双方提供对称信息以期化解社会风险。     

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及应对策略——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干群关系恶化等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以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为例,分析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提出了预防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措施。     

底层青年群体媒介抗争组织化路径纾解

转型期非均衡的利益博弈使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受到了较大损害,"群体性事件"可以被理解为"聚众"通过行动而释放利益诉求信息的一种形式。社会化媒介日益成为底层群体利益诉求表达的新渠道,底层青年群体在利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抗争现象,即媒介抗争组织化。文章从边界、意识和对话三个角度对其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此揭示底层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有"组织性"的媒介行为来争取媒介话语权。由此,从公众充权、媒介平权和社会助权的角度出发,提供一条以"自我增权"为中心的媒介抗争组织化纾解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国内电视新闻涉农群体事件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广东“普宁高铁事件”为例

基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涉农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增多的社会语境,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以2015年4月2日发生的广东"普宁高铁事件"为例,剖析了国内电视新闻报道涉农群体事件时的话语特征,发现国内文化语境决定涉农群体事件电视报道基本特征、情景语境建构涉农群体事件电视报道话语框架,二者共同制约着国内此类电视新闻报道话语表达——在多模态叙事中刻意回避农民利益诉求。     

从利益关系角度分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根源及处置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财富分配并不均衡,各阶层生活差距渐大,弱势群体成员心理失衡;贪污、腐败、不作为现象增多;另外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民生问题等都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针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群体性事件本文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成因的根源,并提出了预防及处置方法。     

政治学视角下转型时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由利益冲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日呈多发趋势。透过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及其特点,通过理论研究,从政治学视角,深入探讨事发原因,对其性质作出明确判断,提出现阶段有效减少和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群体性事件中底层群体的信息湮没与打捞路径研究——以乌坎事件为例

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愈加呈现出底层特质。与此同时,贯穿于群体性事件酝酿、发生和畸变过程的信息传播,因媒体底层报道的"底层"式困境,而出现信息湮没现象,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以乌坎事件为个案,分析媒体力量下信息遭到湮没的原因,并借鉴乌坎村村民困境突围的媒体利用方式,提出群体性事件中底层群体信息打捞的路径。     

群体性事件中舆论场域的媒体构建路径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升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场域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场域,是一个亟需以系统视角探析的议题。文章对群体性事件中舆论场域相关概念进行拓清,对其当下现状进行阐释,由群际情绪切入,以媒体为依托探寻缘由,旨在理清舆论场域在事件的发酵、蛰伏与爆发阶段的渐进式变异。基于此,提出媒体"晶化"舆论引导,塑造民意报道,重视底层意见领袖等建构策略,由此推进群体性事件舆论场域的良性运行。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已经处在了风险社会时代。随着利益分化的加速、社会流动的加剧,当今社会已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也由原来的非常态问题变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常态事件。本文借助风险社会、PEST模型等理论来阐述关于风险社会视域下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如何预防的问题。     

浅析社会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的成因

社会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事件本身的社会影响力有着休戚与共的密切联系,也与社会公众的判断力和参与程度密不可分。利益相关、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是网络舆论活动形成和产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原因。网络舆论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处置既能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网络舆论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及所产生的作用。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所发挥的整合民心、凝聚民意和民智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化解之道

司法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是依法治国的逻辑结论,畅通的司法机制可以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司法也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方式,还可以对群众形成正确的引导。目前我国司法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存在着环境司法机制不畅、参与不足、以刑事手段压制群众的利益诉求等问题。对此,党政机关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尊重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强化环境司法能力;从环境公益诉讼和代表人诉讼、调解、禁止令、执行等方面完善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准确适用法律,明确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不要求违法性、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正确采用刑事手段,包括慎用刑罚、平衡排污者和群众、重视说服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