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

中国乡愁文学既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乡愁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论新乡土诗派的诗品与文心

198 7年崛起于湖南的新乡土诗派历经十多年的坚守与苦吟 ,在文潮消退、诗情淡化的文学背景下 ,使低迷的诗坛凸显出一道人文高标的诗品境界 ,毅然续写着文学湘军不倒的神话。“边缘心态—漂泊感—根基意识”的心灵躁动、“家园乡愁—文化乡愁—精神乡愁”的三重意境和“对峙物欲—拥抱乡土—追寻家园”的精神指向 ,是该诗派“两栖”情结的文心舒放 ;乡村与都市文明冲突的悖论、乡土特色与题材泛化的矛盾以及诗作与诗艺的落差 ,则是该诗派在未来走势中需要面对的理性调适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论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

胡适文学思想中富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呼吁创造“活文学”和“真文学”,消灭“死文学”和“假文学”.具体而言,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其二,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胡适文学思想中之所以富有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一方面在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以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他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     

永远的乡愁 ——重读《沧浪之水》兼论世纪末的一种写作

于世纪之交问世的《沧浪之水》, 在世纪末情绪的浸染下,一方面通过“对话”来颠覆中国现代当文学中存在的弱势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以“独语”为中介,意欲寻找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在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我将去往何处”的“位置感”以及“我是谁”的“身世感”,表征为对精神乡愁的形上追问。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形态

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繁盛，源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土地、乡村、故园的精神血缘，源于他们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归的不同精神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现代作家不同的乡恋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主题形态。而“整合”——西方近现代艺术精神，同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成为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基本特征     

论西方文学发展史中的人性意蕴

“文学即人学”，文学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艺术观照，从古希腊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到现代文学中普遍的对自我异化的指设主题，西方文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回荡着人对自我的呼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站在不同的支点上企图破解永恒的“斯劳克斯”之谜，这种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自我追寻主题使西方文学显示出厚重的人性意蕴，西方文学也因此蕴含了深沉的文化内涵。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学蕴含着西方原始初民──被史家誉为“正常儿童”的古希腊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在这…     

文化乡愁的消长和演变──论台湾当代散文的情感走向

文化乡愁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文化乡愁作为民族情感的一部分，它内蕴于纷繁的文学现象之中并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一股内驱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民族特殊的际遇，由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文化乡愁在文学中便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台湾当代文学，用冷峻的理性目光审察彼岸迷人的散文风景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感情激流。这便是以文化乡愁为基本内核的中国情意结。文化乡愁的消长和演变，是台湾当代散文的主要情感走向。1949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一场历史大噩梦，海峡两岸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     

束缚的解放与解放的束缚——对孔厥解放区短篇小说女性形象的再解读

延安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创作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的创作。孔厥关怀女性境遇的小说作品是对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追求,蕴含了“五四”启蒙精神追求和中国女性现代性意识的要求。     

论杜甫是中国"乡愁"诗人的鼻祖

杜甫蜀中诗自中国文学史以降第一次正式书写"乡愁"一词,并有大量乡愁主题诗歌传世.杜甫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愁文学的一代宗师.他不仅归纳与创造了"乡愁"这个语词,而且实现"诗意的栖居",在蜀中浣花溪畔等地写下大量意义宏深、悲剧意识彰显的乡愁文学精品,堪为后世典范.杜甫实为华文乡愁文学的"鼻祖".     

文学流变的"源头活水"--评肖四新教授《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西方文学的历史,其本质是寻找精神出路的历史,是精神突围的历史。”这既是《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肖四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一书的结篇之语,也是提携与统领全书的一条红线,它道出了西方文学发展历史的真谛。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归宿。精神的困顿与苦闷总是会转化为艺术创造的动力。每一位文学大师的诞生,每一次文学艺术的突破,都是一次精神的突围。正因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语),所以各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都无法逃避精神苦闷的困境,他们为了在时代氛围中“突围”,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新生”,结…     

简论中西古代诗的三个不同点

简论中西古代诗的三个不同点源海中国的古人和西方的古人，产生一种通感，找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学样式，就是用诗叙事，用诗抒情，用以表情达意，感悟人生，但诗的蕴含却有不同。一、“摹物”与“感物”不同＿西方文学的源头是诗，中国最早的文学也是诗。二者的共同点，都是...     

20世纪40年代学者散文的“去政治化书写”与“五四”文统的传承

现代散文产生于王纲解钮的“五四”时期，在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努力下，现代散文摆脱了传统的载道命运，在吸纳了西方随笔的文学精神质素之后，形成了颇具晚明风格式的自由自在、独抒性灵的“士”风文统。而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中国文学普遍的纳入到了政治理念宣传的工具范式，尤其是同样属于“广义散文”范畴的报告文学、杂文等文体，由于创作与传播的迅捷性而繁盛一时，甚至一度沦为抗战政治宣传的文学工具，“士”风传统因而被拒斥与边缘。而以钱钟书、梁实秋、王了一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政治统摄逼仄的文化境遇中，却始终坚守五四散文个性化与自由化的文学精神，呈现出积极的“去政治化书写”的美学趋向，以此试图勾连和打通古今散文“士”风传统的文脉，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士”风精神与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散文文体之本体性特征的积极构建。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寻绎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离不开西方进步思潮的推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它在“人的自觉”与“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融会的态势下生成和成长,直接而富于创造性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精神的熔铸和锤炼。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硝烟与民族危亡的重负,促使了女性自我意识与时代主流话语的自然融合。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守成与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征论

华人的每一次迁移，都伴随着华族文化的迁徙。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守成着中华文化的“根”，显现出浓烈的“文化乡愁”色彩；另一方面它又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文化心态的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土壤”和“地理环境”里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定的创作时间和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