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与意象空间结构

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323份感知地图中提取和统计相关数据,并据此分析北京城市居民空间感知的基本类型、构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各种差异性特征。研究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类型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存在一定差异;居民居住地域、性别、学历、收入以及出生地的不同,感知地图类型的级别也不相同。感知空间的构成要素在居住地域、年龄、收入和出生地方面差异明显,而发展阶段主要与性别、收入和出生地有关,社会角色和经济收入水平在决定居民感知空间发展阶段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文章最后还根据各种地物和构成要素出现的频率,概括了北京城市意象的空间结构,并发现它与现实中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极为相似。     

基于通勤时间细分的通勤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案例,将通勤个体的实际通勤时间与理想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容忍阈值比较后,细分出3类通勤时间异质群体,揭示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实际感知与理想偏好、容忍阈值的匹配程度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通勤时间之内的样本(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最高,而实际通勤时间超过容忍阈值的样本(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最低;采用不同出行方式去上班的通勤人群的通勤满意度差异明显,且他们的满意度在3类通勤时间细分群体下的分布特征不一致。构建路径分析模型,以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值和容忍阈值之间的样本(群体2)为参照,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而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更低的可能性更大;通勤方式对通勤满意度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通勤时间细分变量对通勤满意度有间接效应;工作位置越靠近主城区,通勤满意度越高。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市空间解读--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中美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比较——以北京市与芝加哥市为例

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城市规划理念下城市居民日常行为的比较,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围绕中美城市空间发展及居民日常行为的研究多局限在经验性的理论讨论,鲜有基于一手数据的比较分析。开展基于活动—出行日志的中国北京与美国芝加哥城市中心区居民出行行为的对比,由此透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行为的时空制约差异。结果显示:北京居民的通勤距离较短,且表现出市中心指向性;而芝加哥居民的通勤距离较长,具有向城市远郊区扩散的趋势。居民日常出行中,工作目的出行距离最长,北京居民事务目的出行居次,而芝加哥休闲目的出行居次。北京居民倾向于慢行交通出行,而芝加哥居民依赖于小汽车出行。最后讨论了美国经验对中国城市空间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中美城市比较研究的未来。     

基于GPS数据的城市居民通勤弹性研究——以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为例

通勤是居民出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地理、规划、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已有对通勤的研究多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定位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为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采集带来了新的契机。本研究关注个体在不同工作日中通勤的可变性,将活动弹性的概念引入对通勤行为的研究中,提出通勤弹性的概念,并界定了时间、空间、方式、路径4 个通勤弹性维度,通过探讨4 种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7 种基于弹性的理论通勤模式。研究以北京市天通苑与亦庄两个郊区巨型社区为案例,基于活动日志与GPS 定位数据相结合的为期一周的居民时空行为数据,分别利用传统方法和通勤弹性视角研究居民的通勤特征,验证通勤弹性现象的存在以及该视角透视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合理性,并利用GIS 三维可视化技术对7 种理论通勤模式居民的活动—移动时空特征进行刻画,从而透视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的通勤特征及复杂模式,为北京市城市与交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外来宗教在口岸城市的空间分布及扩散特征——以福州市基督教教堂为例

城市宗教景观是宗教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教堂作为宗教文化景观研究的核心,其时空分布与变迁往往可以透露宗教地域播迁的重要内涵。本文通过提取历史时期福州基督教堂的空间数据,利用GIS及空间分析功能和历史文献分析法,探讨基督教在福州口岸城市的空间分布和扩散。研究结果表明：从时空分布看,1860年以前,福州市基督教堂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闽江口和沿江两岸,即茶亭、仓前一带;1860年之后,形成闽江沿岸和旧城区（鼓楼区）并存格局;民国之后,福州市区教堂开始沿着交通线路向外扩散;建国后,福州教堂整体上则呈收缩之势。从传播方式看,福州基督教传教方式总体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突出地表现为从传统的牧师布道方式向现代媒体布道方式转变,辅之以宗教书籍、报刊的刊印和学校、医院等的创建立,客观上推动了福州近代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城市居民快递自提行为空间研究——以南京市城区菜鸟驿站为例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快递业的发展,自提空间在我国出现,并逐步被政府纳入各级规划与社区服务基础设施之中。本文主要从居民行为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GIS、SPSS软件分析,以南京城区菜鸟驿站为例,对居民行为的空间特点与城市快递自提空间布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自提服务设施的科学布点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自提空间布局与居民的社会属性、居住、就业、出行等行为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居民行为偏好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空间环境对自提空间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居住类城市更新对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选取深圳为分析对象,基于过剩通勤理论,通过利用位置信息服务大数据,识别城市更新方式以及更新政策实施的区位因素对居民通勤成本和通勤效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中心城区内的城市更新对居民通勤距离、通勤效率的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中心城区的城中村改造产生了较高的过剩通勤和通勤容量消耗;外围城区的城市更新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较大,城中村和旧工厂在实施居住类城市更新后居民的长距离通勤规模显著增加,对城市整体的通勤系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研究结论可为精准制定大城市更新实施战略提供量化依据。     

旅游消费者感知行为分析——以湛江-北海为例

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利用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微观层面对旅游消费者行为和感知进行研究,以湛江-北海游的团队旅游消费者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调查发现,旅游消费者的感知和行为存在着密切关系.旅游消费者的偏好、休闲时间及经济条件是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的三个重要因素.由游前的感知和游后的映象对比表明,家庭型的旅游消费者偏好于选择休闲型目的地,且需要安全和熟悉的外部环境.同时基于行为地理学方法在调查中的不足,提出了反思.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南京市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长距离、长时间通勤以及机动化通勤方式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论文基于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业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通勤模式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勤距离对机动车通勤模式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对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② 在心理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机动车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与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还存在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在身体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降低了就业者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概率,但增加了就业者选择机动车通勤模式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增加了就业者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健康行为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显著负相关,机动车通勤模式对睡眠时间产生负向间接影响,与是否做家务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散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③ 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因就业者社会经济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女性、年龄较大以及收入较低的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城市职住空间、减少通勤时耗,降低小汽车依赖、促进积极通勤来提高就业者身体活动量,并为特殊群体的通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     

旅游者城市感知特征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在深入阐释国内外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旅游者城市感知研究主题.以405份实地调查问卷为数据源,应用均值比较等统计方法分析旅游者对长沙城市感知特征.结果显示:旅游者对长沙城市总体正面感知较弱,感知系数为3.088;旅游者对长沙城市各变量的感知强度存在差异,对”地方演艺”、“现代建筑”、“城市古建筑”以及“购物商场”等城市指标感知强烈,对“公交系统”和“出租车系统”感知相对较弱.研究表明,旅游者城市感知特征实证研究对同等或同类城市具有普遍性的政策借鉴意义,有利于加强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控制,共同推动旅游者城市总体感知的提升,促进城市各要素建设的效益最大化.     

气候变化感知对城市居民冰雪旅游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冰雪旅游是推动冰雪经济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已成为文旅产业中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雪旅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冰雪旅游情境中城市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感知价值、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等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气候变化感知分为气候变化表征和气候变化风险两个维度,且两者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感知价值。同时,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2)冰雪旅游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3)冰雪旅游意向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责任行为。(4)旅游经历在气候变化感知对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厘清冰雪旅游情境下气候变化感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复杂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部门把握“后冬奥”黄金机遇,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