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体制化”到“新体制化”:社会工作的体制嬗变

社会工作体制是由社会工作领域中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组成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服务体制、管理体制、资源供给体制和职业保障体制。体制化是针对“体制内”而言的,是指某种体制的发展特征在全部或部分方面有向体制内转化的趋势或表现。基于体制和体制化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S市社会工作体制从去体制化向新体制化的嬗变过程,并从经济控制、政治整合和组织改造三个方面分析了新体制化的形成机制。社会工作新体制化需要处理好强化监管和社工机构自主性的矛盾、专业性和行政化的矛盾、长期服务战略要求和机构短期行为的矛盾。     

中国城市社会整合模式的变迁:从单一行政性社会整合到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

当代中国的单位组织曾在计划体制下对城市的社会整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体制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转型时期其市场、法律、中间组织、社区等因素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果之一是深刻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环境.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

"单位社会"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是,单位并不能穷尽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同时,社会调控体系也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联结不同单位的组织体系得以实现的。正是"跨单位组织"充当了联结不同单位之"同类成员"的载体。尤其是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的时代,跨单位组织就成为支撑社会联结和社会调控的重要力量。随着单位社会的变革,跨单位组织将逐渐成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个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时代精神——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再到“公民社会人”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现实的个人"从孕育到诞生、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在现实的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具体规定的。可以从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利益和需要、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四个统一中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特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现实的个人"具有抽象性。"人民"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伸,在现实生活中有抽象化的倾向。"公民社会人"是"现实的个人"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归"和具体表现形态,是时代精神的彰显。重塑"公民社会人"和构建公民社会是时代的要求。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公民”

“:企业社会责任”是内涵于企业的一种组织存在、过程性存在、设定性存在的客观要求,是企业本身内蕴的目的性所规定的价值诉求和应然结论。作为一个伦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法学范畴“,企业公民”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在精神表达、行为展示和责任履行上更具有公民意味,也更符合企业的社会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从公民的核心理念出发“,企业公民”责任的充分履行必然要求其权利的充分保障。“企业公民”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法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积极有效参与。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社会整合”的类型及建构——对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的解读

通过对道德事实这一社会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进行分析,区别了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整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并说明了它们被建构的过程。最后,对目前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整合,进行了反思。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市民社会其实应当称作"城市社会",它既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近代市民社会;也包括古代公民社会和近代政治国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而未来的"人类社会"则是超越了城乡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乡村社会、城市社会、自由人社会,就成为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实是与此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社会进入转型时期 ,分层和流动机制发生重要转化 ,同时以往的体制的潜功能仍然存在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及流动状况就反映出这一特征。转型社会中的结构重组与社会整合问题 ,关系到新结构、新秩序的稳定性 ,公正、有序的整合需要有效的制度创新。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的单位制度在其变迁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当前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因势利导地顺利实现中国单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单位体制的一元化城市社会整合模式格局。在当前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的二元化格局中,单位体制依然是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形式,但社会变革使社区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日益显现出不容忽视的扩展趋势。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去制度化”问题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启发

现代社会中制度缺场、制度隐在、制度骤变、制度式弱等都是制度功能无法发挥的制度存在样态,统称去制度化。去制度化风险是无穷多之社会风险中的一个,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述的社会风险之共性,即归因宏大、影响扩大、治理措施多元等。应对去制度化问题,主观方面应关注价值、理念问题,客观方面,应关注制度体系建构、制度运行中的权力异化和监督机制。     

社会权利理论发展与“新社会权利”兴起

希腊和罗马公民权模式是社会权利的重要理论来源,欧洲及国际社会的经验事实为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作了充分准备。同时,社会权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社会权利缺失、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三个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新社会权利＂得以兴起,它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弹性地调节社会权利与个体生命周期关系,适应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变,从而增强个体自我发发展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使得传统社会权利理论跳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社会权利。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