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居民日均饮水量相关因素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居民日均饮水量的相关因素。方法 2009-2010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70位北京居民,自制结构式调查问卷进行冬夏两次访谈居民日均饮水量调查,采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居民日均饮水量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日均饮水量在村/居委会存在变异[σ2μ0=0.030(0.009),P<0.05],个体饮水量也存在不同[σ2e0=0.157(0.010),P<0.05],季节、性别、体重对日均饮水量有影响(P<0.05),供水来源和季节有交互作用(P<0.05)。结论居民日均饮水量受到多个因素影响。进行饮水健康风险评估时,不但需要考虑个体特征,而且需考虑不同村/居委会、季节等因素。     

兰州市城关区成年居民饮水量调查

目的了解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水量,为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7年7月和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兰州市城关区选取18岁及以上健康常住居民260名,通过问卷调查和标准量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饮水量调查。统计学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城关区居民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2 043、1 600和395 mL/d。男性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2 277、1 800和432 mL/d)均高于女性(1 973、1 500和354 mL/d)(P0.05),且男性夏季和冬季的总饮水量和直接饮水量也高于女性(P0.05)。不同年龄人群中,总饮水量由高到低依次为:(18～44)岁2 150 mL/d、(45～64)岁2 042 mL/d、65岁及以上人群1 878 mL/d,(P0.05);但不同年龄人群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该调查获得了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水量信息,为当地开展饮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了基础依据。     

兰州市安宁区成年居民饮水量调查

目的了解兰州市安宁区居民饮水量,为兰州市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7年夏季(7和8月),冬季(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兰州市安宁区选取成年常住居民491人进行饮水量调查。统计学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安宁区居民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2 210、1 750和390 m L/d。男性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2 339和1 800 m L/d)均高于女性(2 032和1 600 m L/d)(Z值:-3. 437,-3. 938,P0. 05),不同性别间接饮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人群中,(45～64)岁人群的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2 409、1 800和424 m L/d)最高,其中不同年龄人群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15. 922,18. 500,P0. 05)。夏季和冬季,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的总饮水量和直接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2. 159,-2. 705;χ~2值:8. 257,9. 271,P0. 05)。结论在兰州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中应综合考虑年龄和性别对饮水量的影响。     

兰州市城关区成年居民饮水量调查

目的了解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水量,为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7年7月和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兰州市城关区选取18岁及以上健康常住居民260名,通过问卷调查和标准量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饮水量调查。统计学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城关区居民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2 043、1 600和395 mL/d。男性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2 277、1 800和432 mL/d)均高于女性(1 973、1 500和354 mL/d)(P<0.05),且男性夏季和冬季的总饮水量和直接饮水量也高于女性(P<0.05)。不同年龄人群中,总饮水量由高到低依次为:(18～44)岁2 150 mL/d、(45～64)岁2 042 mL/d、65岁及以上人群1 878 mL/d,(P<0.05);但不同年龄人群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该调查获得了兰州市城关区居民饮水量信息,为当地开展饮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了基础依据。     

兰州市安宁区成年居民饮水量调查

目的了解兰州市安宁区居民饮水量,为兰州市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7年夏季(7和8月),冬季(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兰州市安宁区选取成年常住居民491人进行饮水量调查。统计学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结果安宁区居民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2 210、1 750和390 m L/d。男性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2 339和1 800 m L/d)均高于女性(2 032和1 600 m L/d)(Z值:-3. 437,-3. 938,P<0. 05),不同性别间接饮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人群中,(45～64)岁人群的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2 409、1 800和424 m L/d)最高,其中不同年龄人群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15. 922,18. 500,P<0. 05)。夏季和冬季,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的总饮水量和直接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2. 159,-2. 705;χ~2值:8. 257,9. 271,P<0. 05)。结论在兰州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中应综合考虑年龄和性别对饮水量的影响。     

北京市成年居民饮水行为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18～60岁成年居民每天的平均饮水次数与平均每次饮水量,为制定居民适宜饮水量提供基础数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抽取400名18～60岁的城乡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面对面询问的方式填写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和身体活动调查表,采用连续7 d的饮水记录表了解调查对象的饮水行为。结果北京市居民平均每天饮水量为315 ml,平均每天饮水次数为4.9次,男性每次饮水量(382 ml)显著多于女性(282 ml),Z=-5.775,P0.01;文化程度较低组(34l ml)显著多于文化程度较高组(295 ml),Z=-2.123,P0.05;郊区(371 ml)显著多于城区(286 ml),Z=-4.609,P0.01;肥胖组(416 ml)显著多于消瘦组(274 ml),χ2=12.908,P0.05;低度身体活动组(366ml)显著多于中度身体活动组(284 ml),χ2=6.889,P0.05;吸烟组(404 ml)显著多于不吸烟组(296 ml),Z=-5.317,P0.01;饮酒组(358 ml)显著多于不饮酒组(301 ml),Z=-3.227,P0.05,平均每天饮水次数小于6次组(331 ml)显著多于平均每天饮水次数大于6次组(301 ml),Z=-3.37,P0.05;单位/学校食堂和其他在外地点的饮水量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在地和身体活动水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饮水次数、饮水量、饮水地点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在制定居民适宜饮水量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制定。     

福州地区居民饮用水安全认知和行为习惯调查

为了解福州地区居民对饮用水安全的认知程度和行为习惯,于2013年3月—2014年3月选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 559名福州地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福州地区有69.2%的人认为饮水水质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但仅29.9%的人群采取相应二次净化措施提高饮水水质;71.2%的居民习惯喝开水,24.3%以饮用市售桶装水为主;夏季饮水量(2 089 ml)高于冬季(1 825 ml),城市居民(2 020 ml)高于农村居民(1 922 ml)。洗澡平均频率为279 d/年,时长为15 min,男性、女性每天接触水的时间分别为9、14 min。     

北京市东城区成年居民夏季饮水量调查研究

目的调查北京市东城区成年居民夏季饮水量,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方法于2013年6~8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东城区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居住6个月)作为调查对象,回顾过去24h饮水及饮料饮用情况,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86份,有效率为98.60%。结果东城区成年居民过去24h饮水量平均为1 452.2ml,男性日均饮水量1 521.0ml高于女性1 385.7 ml(P0.05),空腹饮水习惯会增加总饮水量及各个时段饮水量(P0.05),男性饮茶及饮料量均高于女性(P0.05),18~岁年龄组、大专及以上组、重体力劳动组每日饮料量最高(P0.05),吸烟导致饮茶及饮料量增加(P0.05),19.78%的调查对象在就餐时饮用饮料、最多为碳酸饮料。结论北京市东城区成年居民饮水量偏低,中青年男性应作为宣教重点人群,今后应加强对重点人群饮水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深圳市某区成年居民饮水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深圳某区成年居民每天饮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我国不同人群的适宜饮水量积累基础数据。方法采用三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深圳市某区18～60岁居民385名,调查对象利用定量用具对连续7d的每日每次饮水量进行估计,并记录每次饮水量和种类,饮水总量为白水、茶水、饮料和酒的饮用量之和。结果调查对象饮水总量的中位数为1403ml/d,白水、茶水、饮料的中位数分别为814、149和186ml/d。男性饮水总量和茶水饮用量显著高于女性;随年龄增长白水和饮料的饮用量减少而茶水饮用量增加;肥胖者饮料饮用量较高;吸烟者白水饮用量少而茶水多;饮酒者饮水总量和饮料饮用量较多,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饮水量影响因素较多,应综合考虑各因素制定适宜饮水量。     

2020年中国部分地区孕产妇饮水量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孕期、哺乳期妇女每日饮水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20年5—8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北京、天津、山东和江苏等省(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和儿保科,对1320名接受产前保健和产后随访的孕产妇进行一般情况、身体活动度和饮水相关问卷调查。数据从“问卷星”系统导出后,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对孕产妇每日不同类型液体摄入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孕妇和乳母每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1321 mL和1271 mL,白水饮用最多(均为1000 mL),其次是液态奶及酸奶(179 mL和86 mL)和其他饮料(29 mL和86 mL)。单因素分析显示,孕妇每日饮水量随孕期、文化程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不同孕期、文化程度、身体活动强度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身体活动强度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乳母每日饮水量、白水、液态奶及酸奶摄入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孕期是孕妇每日饮水量、白水和液态奶及酸奶摄入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其他饮料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对于乳母,...     

北京市山区农村生活饮用水用水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北京市山区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用水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生活饮用水量卫生标准》修订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抽样。抽取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和雁翅镇的6个水厂进行调查;抽取永定镇的万佛堂村、雁翅镇的付家台村103户居民进行居民用水量调查。结果 6家水厂实际供水量全部为生活用水,实际用水量占设计用水量的42.8%。水厂水费计量设施齐全,只有1家水厂收取费用。农村居民每天人均用水量为72.7L/人。付家台村居民家禽、家畜的饲养量和庭院菜地绿化数量高于万佛堂村。在居民住房条件、给排水卫生设备完善程度上和水量具体用途上,万佛堂村用水量高于付家台村。结论近几年北京市在农村水厂基本设施上投入资金较大。农村居民给排水卫生设备不断完善,住房条件、卫生设施接近城镇居民。经济水平的高低、供水时间和收取水费是影响村居民用水量的重要因素。     

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09年12月—2010年2月在萧江镇下辖各个乡村,随机抽取1665户农户进行健康素养及相关情况调查。结果正确的健康认识占总调查对象的25.00%,有24.30%的人对慢性病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主要原因是有31.00%的人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对健康知识的获取及理解有一定的困难;有25.40%的人处于浙江省农村低保线下,经济收入影响就诊的积极性。结论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影响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     

硒的人体最大安全摄入量研究 六、硒的最高界限摄入量和最大安全摄入量

体检349名成年居民结果,发现血硒水平在1.02μg/ml以下者无硒中毒病人,又5名指甲变形长期不能恢复正常者,他们中间最低血浓度为1.054μg/ml(硒日摄入量910μg)。生化检查结果发现当血硒浓度上升到1μg/ml(硒日摄入量850μg)时,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的病例显著上升;此外,在血硒浓度接近0.9μg/ml(硒日摄入量743μg)时,血浆硒/红血球硒的比值下降至低血硒状态时的1/3至1/4。据上述结果,界限日硒摄入量应在750～850μg范围内。考虑到个体差异,建议用2.0作为安全因子,即最高安全摄入量为400μg。又考虑我国高硒区的某些具体情况如居民适应性及环境中某些拮抗元素的存在等,建议在高硒区用1.3作为安全因子,即最高安全摄入量约为每日550μg。     

硒的人体最大安全摄入量研究 六、硒的最高界限摄入量和最大安全摄入量

体检349名成年居民结果,发现血硒水平在1.02μg/ml以下者无硒中毒病人,又5名指甲变形长期不能恢复正常者,他们中间最低血浓度为1.054μg/ml(硒日摄入量910μg)。生化检查结果发现当血硒浓度上升到1μg/ml(硒日摄入量850μg)时,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的病例显著上升;此外,在血硒浓度接近0.9μg/ml(硒日摄入量743μg)时,血浆硒/红血球硒的比值下降至低血硒状态时的1/3至1/4。据上述结果,界限日硒摄入量应在750～850μg范围内。考虑到个体差异,建议用2.0作为安全因子,即最高安全摄入量为400μg。又考虑我国高硒区的某些具体情况如居民适应性及环境中某些拮抗元素的存在等,建议在高硒区用1.3作为安全因子,即最高安全摄入量约为每日550μg。     

Daily Dietary Selenium Intake in a High Selenium Area of Enshi,China

Enshi is a high selenium (Se) region in Hubei, China, where human selenosis was observed between 1958 and 1963.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aily dietary Se intake of residents in Shadi, a town located 72 km northeast of Enshi City, to assess the risk of human selenosis in the high Se area. Foods consumed typically by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ir hair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total S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s of Se in different diet categories were as follows: cereals: 0.96 ± 0.90 mg kg⁻¹ DW in rice and 0.43 ± 0.55 mg kg⁻¹ DW in corn; tuber: 0.28 ± 0.56 mg kg⁻¹ in potato and 0.36 ± 0.12 mg kg⁻¹ in sweet potato; vegetables: ranging from 0.23 ± 1.00 mg kg⁻¹ in carrot to 1.57 ± 1.06 mg kg⁻¹ in kidney bean; animal proteins: 1.99 ± 1.11 mg kg⁻¹ in chicken and egg. Based on the food Se concentrations and the daily per-capita consumption, the estimated daily Se intake in Shadi was 550 ± 307 µg per capita. Moreover, the Se concentrations in the hairs of local adult residents were 3.13 ± 1.91 mg kg⁻¹ (n = 122) and 2.21 ± 1.14 mg kg⁻¹ (n = 122) for females and males,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females might be exposed to higher levels of Se from daily cooking. Although there was no human selenosis occurrence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 level of the daily Se intake suggested that the potential risk of selenosis for local residents, especially females, might be a matter of concern.     

医疗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本文对医疗风险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特性描述,其特性包括客观性、永恒性、普遍性、复杂性和危害性;并对影响医院医疗风险的一系列因素,如医方因素、患方因素、体制因素、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不断提高医院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从而最大程度上规避医疗风险。     

山东省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部门制订相关策略和措施,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促进其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山东省11个地市的农村老年人610人,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对其影响因素用非条件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知晓率低;农村老年人主要通过电视广播、亲朋好友和医疗保健机构获得健康知识;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有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口类型、是否主动了解健康知识以及村是否开展健康教育。结论政府部门应根据老年人喜爱的途径,针对重点影响因素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提高老年人健康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     

我国农村人群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我国农村人群就医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年我国农村人群就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与农村人群就医行为相关的4类因素中,疾病特征影响最为明显。结论：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我国农村人群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结果可靠,简便易行。     

山东省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11个地、市随机抽取610名农村老年人,采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问卷对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进行现场调查,了解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状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10份,回收有效问卷603份,农村老年人两周患病率为26.20%,两周就诊率为13.27%,患病而未就诊者占49.37%,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农村老年人两周就诊率的因素有:医疗保险、抚养人口数、健康自评和居住地等。结论农村老年人对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并加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教育,逐步提高其卫生服务利用率。     

京郊乡村医生收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京郊乡村医生收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乡村医生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提高乡村医生服务积极性。方法通过统计描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研究乡村医生收入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乡村医生收入总体偏低,药品数量、村卫生室是否为新农合定点报销机构、乡村医生对自己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评分、乡村医生的基础学历、日均就诊人次数和本村村卫生室的数量影响乡村医生的收入。结论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完善乡村医生的报酬机制,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合理分配卫生资源,适时加强对乡村医生的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