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划师制度模式研究与实践初探——以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规划师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倡导市民社会的呼声愈发高涨,城市更新大环境下我国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应运而生。本文在分析社区规划师制度概念和国内外制度发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虹口区社会规划师制度,并被政府部门付诸实施。本文结合笔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担任社区规划师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提出现阶段我国社区规划师的沟通纽带作用,即作为纽带连接政府、公众及多利益主体,并力所能及地推动街道和社区建设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完善。     

城市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和角色建构研究

社区规划师制度包括制度价值、制度设计和制度操作三个组成部分。制度价值是整个制度的灵魂,决定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的方向,并制约着社区规划师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社区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应该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区主义。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区别,社区主义强调在"国家管制"与"市场竞争"以外的"社区自治"的重要性。面对从增量规划到存量发展渐进的转向过程,当代中国规划师需要很好地理解社区主义的公共理性,围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与其他社会工作者一起为社区发展工作,鼓励多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充分对话、友好协商、平等沟通和渐进决策,以推动包容性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探索及治理视角的优化建议

进入存量发展时期,社区规划对于推动特大城市社区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选取国内外社区规划体系相对完善的特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社区治理流程中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即政府、社会和市场在该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尝试总结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治理内容和沟通协商环节的重要作用.其次,本文概述了不断在自适应探索中趋于完善的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对比上海市中心六区的地方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归纳了上海社区规划师在工作内容、规划师角色、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共通的整体特征,并阐述了更新实施过程中规划师的能动性、多部门多主体的复杂性等局限.针对以上整体特征和局限,本文结合上海4个代表性社区治理实践案例总结了可资借鉴的有益方法.最后,基于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治理手段,分析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制度特色与发展导向,为上海社区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优化提供建议.     

“自上而下”还是“多元合作”:存量建设用地改造的空间治理模式比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空间规划范式已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随着空间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传统增量规划不同,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核心是土地产权交易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目前我国发达地区出现了两种典型治理模式:一是自上而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权威型”治理;另一种为多元合作,地方政府、市场力量与原土地权利人多元互动的“合作型”治理.研究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从运作机制与规划管理、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与分配、治理背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等方面对两地的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实践进行了比较.认为,尊重原土地权利人与市场利益、兼顾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性是存量建设用地良好治理的关键.     

基于政企合作开发模式的新城发展策略研究——以南京市六合新城规划为例

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到新城建设是当前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政企合作的新城开发模式下,要从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去研究新城的发展策略,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在南京六合新城的实践探索中,通过树立与城市协调发展、维持活力的土地混合使用、"景观+服务"等规划理念,使得新城的规划能够将开发企业对利益的诉求与政府的期望较好的结合在一起,并促进这种合作模式的巩固落实。     

主题:社区微更新

正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逐渐关注空间环境品质提升与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发展,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方案及微更新指导办法。众多规划师、景观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员纷纷进入社区,施行"微创手术",在改造社区物质空间的同时,引导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以期挖掘社区文化价值,激发城市空间活力。     

社区规划的制度基础及社区规划师角色探讨

经过十几年实践试点,我国社区规划尚未大规模展开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但随着近年来规划实施中来自基层的声音逐渐增大,社区自下而上的基础逐渐强化。为了应对这一制度变革下的规划发展趋势,深圳和成都等地开始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试点。研究着眼于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角色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借鉴国际国内经验,从介入形式的角度探讨我国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推进模式。     

公共空间治理下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复杂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诉求,亟须构建多方协同的空间治理机制。针对当下中国社区更新中缺乏长效空间治理制度的问题,上海市率先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尝试构建一种多方协同的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机制。以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徐汇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首先综述全球各国社区规划师的公众参与制度探索,阐述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区参与式更新的双重创立语境,及其“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理念;其次重点分析杨浦区、浦东新区和徐汇区各自制度特征及成果;最后从管理体制、组织构架和内容实施3个层面归纳并提出当下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展望下一步的发展愿景。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中的利益相关者诉求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轨道交通站点储备用地的规划调整为例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北京市中心城轨道交通站点储备用地1999年、2006年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为切入点,分析政府、开发单位、公众、设计单位等利益主体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诉求。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一般框架,指出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过程中以权力分配倾斜化、关注对象区别化、利益诉求差别化为特征的不均衡现状,建议我国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践注重：划定底线,制定针对性的保护原则;设施先行,提升土地开发潜力;制度为本,明确可能的利益主体的权责。     

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中的权力重构

随着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持续深入,城乡规划近年来不断从传统的技术性工作转向更为广泛的治理行为,各地新近涌现的基层规划师制度便是这种变革趋势的重要表现。基层规划师作为一股新力量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在提升基层规划技术实力的同时,也推动着基层规划治理体系和权力的重构。基于此,文章以北京建立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角色转换与增权理论维度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影响下的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增权理论及路径提供参照。     

关于完善我国注册规划师管理体制的思考

注册规划师执业过程中存在客户、注册规划师、社会公众三个主体.在注册规划师执业管理中,既需要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维护规划市场的秩序,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又需要规划协会从全行业的利益出发,对行业进行自律管理,维护会员的利益,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建立注册规划师执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我国注册规划师管理可从明确职能、设立注册规划师委员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完善管理体制.     

趣城·社区微更新计划

《趣城·社区微更新计划》是《趣城·深圳美丽都市计划》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旨在结合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政府、建筑师、社区的力量结合起来.由社区规划师牵线搭桥,将具有高水平专业素质的建筑师与社区联系起来,将《趣城·深圳美丽都市计划》中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计划与各个社区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使得社区规划师制度能够通过趣城项目有新的抓手,推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的落实,如社区中的小广场、老村屋、铺地、小公园、候车厅等微小地点的更新.通过每个社区若干小地点高品质的更新实践,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微更新的大系统,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边缘地区的社区与城市共融共生的规划指引探索——深圳市龙岗区同乐社区规划介绍

深圳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最基层的管理单位就是社区,由社区股份公司做为居民利益的代表和各项事务的实施主体,但在城市的规划管理中,从宏观到微观的规划中都未能全面考虑到以社区为单位的发展需求,致使某些被法定图则（即控规）单元分割的社区无法有明确的发展指引,长久以来变成了各个单元的边缘性空间,除了保留现状没有得到任何的规划指引,也因此成为区域中的落后区域,同乐社区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以此为例,从作为社区规划师到编制社区规划,充分感受了规划协调和融合的力量,以及规划在各个层面的效力和指导作用。     

英国社区自助建设对我国社区更新的启示

借鉴英国社区自助建设的经验,我国的社区改造应以降低社会成本为目的,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将社区建设列入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拓宽筹资渠道,促使地方团体与政府通力合作,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     

非政府组织在规划管理体系中的作用——以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

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功能和规划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探讨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正确引导公民、社区更加有效地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和管理.在台北和深圳"社区规划师制度"操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措施和建议,以推动规划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的深层次发展.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逐渐从外延式扩张走向内涵式发展,存量土地再开发逐渐增加,更多资金与开发主体参与改造更新.传统规划方法难以反映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规划方法面临变革.虹桥商务区东片区改造更新由多个产权主体主导,采用沟通式规划方法,规划师从前期谈判开始介入,全过程参与,在确保公众利益前提下协调各方利益和专项规划要求.在产权整理、开发单元划分、地块指标制定问题上重点协调,形成具备可实施性的规划方案.     

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研究——基于深圳市场化政策改革的经验

深圳推行了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通过打破“政府收储—拆迁安置—政府出让土地”的“旧制度”,促进政府、市场、社区三方利益共享,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然而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未能促进三方利益共享,项目实施困难。基于合作型治理理论,指出深圳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存在市场主体的领导力不足、多元主体的参与规则不清晰、政府的审核监管不足、共识形成的协商过程缺乏、社区的参与文化不成熟等问题。因此,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权力、明确参与规则、强化政府监督、构建多方共识、塑造社区参与文化,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参与式规划: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

在城市向存量发展转型、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重塑城市社会活力与促成公众参与,研究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的参与式规划实践: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构筑政府、公众和规划师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并结合在厦门城中村、旧城区和乡村社区的实践中解析如何从公共空间营造、激励制度的构建以及组建农村合作社引导群众参与到规划的多个环节中,促成各社会主体间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     

利益冲突、权力秩序与基层治理——杭州ZJ商品房小区的个案

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城市基层社会中的各个行为主体形成不同的权利和利益并据此展开博弈。各个行动主体因为各自目标和利益有差异,从而在城市基层社区中形成了合作、竞争甚至冲突,由此城市社区成为政府、民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利益交汇点和博弈场所。市场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整合难题及背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由此引申出城市社区居民的利益冲突、基层社区的重新整合及治理现代化的议题。杭州ZJ社区居民通过自身行动呈现出来的利益诉求及诉求未能满足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基层秩序形成的动态场景,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的必要性。     

“冲突—共识”：城市更新规划的公众利益实现路径——基于恩宁路二期和碧江社区实证

新时期城市更新规划亟需加强对多元行动主体交往导向的公众利益认知。基于对不同尺度“公众”内涵的辨析,本文认为公众利益是“共同体”集体交往的结果,以广州恩宁路二期改造项目和佛山顺德碧江社区微更新项目为例,深入论证基于“冲突—共识”视角的异质化公众利益实现路径、规划模式和社区行动。研究发现,恩宁路案例表现出“冲突化解”导向下的协商型规划模式,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在冲突释放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地建构公众利益。碧江案例表现出“共识建构”导向下的协作型规划模式,采取“提零为整”的方式,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建构公众利益。最后,提出提升规划策略灵活性、强化政府主体制度化作用、规范社区规划师体系等政策建议,为我国推进社区参与下的微更新规划实践提供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