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

"三三制"政权是我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抗日民主政权,该政权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原因;依据"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政权,无论是产生、实施还是监督、保障,都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它的实施,在调动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建树及启示

政治合法性源于社会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共产党以高度的民族觉悟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获得中华民族的认同,以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等民主探索、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战争贡献等,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并使共产党突破"解放区"、"根据地"的局限,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抗战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建树,对于现时代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巩固和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由小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对它建立的基础,发展以及教训的论述中,阐明它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对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完善民主制度建设,对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三三制”思想研究

毛泽东“三三制”思想研究王永祥“三三制”思想．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上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的形成突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的发展与日渐成熟。“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具有鲜明中国持色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观...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的党团制度、“三三制”与党政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的选举和运作过程中,“三三制”与党团制度相辅相成。党团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系统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机关。以各级党委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党团为基础,辅以政府党支部和党团成员的活动,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套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党团运作制度。党团一身二任,既要确保集中,又要兼顾民主：一方面要服从党委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三三制”政府建设,扩大政治参与。相较于同政府的关系,党团与党委的关系更为根本,这表现在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全面领导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设计、推动、调整党团制度与“三三制”,以塑造正确的根据地党政关系。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论商周祭祀诗乐中的"帝"观念

祭祀活动中诗乐的使用在商周时期非常突出,通过祭祀诗乐殷周统治者彰显了他们的"帝"观念.殷人祭帝的层级化论证了殷王权的合法性;周人在殷人的传统上把祀神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各个神的层极关系通过祭祀之乐的不同而得以明确显示,同时,周人还建构了一条"以德配天"的与帝相通的现实路径.祭祀诗乐中的"帝"观念印证了商周政权的合法性.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改造民主: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

"三三制"原则回应了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这一原则的革命意义还在于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梳理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完善"三三制"选举的过程即是政党改造民主的过程.在革命语境下,中共通过中间分子的"物色",选区的调整,原则实现形式的灵活性与政党领导的间接性等来塑造民主,巩固革命政权.至此,"三三制"原则成为革命政党改造民主,动员民众的工具.     

"三个代表"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实践

"三个代表"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使命的深刻认知,确证了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显示了党的价值观的新发展,指明了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获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党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简论

一、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中,我党认真地贯彻“三三制”的原则,这是我党实行政治民主的一种做法、一种制度.“三三制”有一个实践、总结、概括、推行的过程.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各级民意机关或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派占三分之一.”3月11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重申,在政权上人员分配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     

抗战胜利后“三三制”的发展历程

抗战胜利后,"三三制"继续存在了12年多,经历坎坷的发展历程。在土改运动中,"三三制"受到严重破坏,一度处于废弃边缘。后来,中央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重新确立了"三三制"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前后,"三三制"又成为地方民意机关的组织原则。1953年随着民主革命任务全面完成,和各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三三制"完成历史使命,最终结束。"三三制"继续发展,既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也是新民主主义民主阶段性发展的体现,它展现了共产党同各方面朋友合作的真诚态度和民主精神,也有利于凝聚各方力量,考虑不同诉求,共同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政治现代化的逆动——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背后的原因"

实现政权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化运行,吸收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南京国民党政权违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趋势,既没能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又没能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参政要求,致使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且没能实现政权的政治职能分化即制度化程度极低,这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特点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     

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

本文提出了"长征文化"这一概念.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60多年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纪念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长征文化的革命话语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合法性,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引导公民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长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源泉.     

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

随着伦理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强化,正义成为重要的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政党追求正义表现为其代表"公益"、体现"公正"和树立"善"的观念.正义是一种能把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结合起来,对政党执政合法性进行判断的重要伦理价值取向.它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寻求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为党解决改革和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