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调和偕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

佛教东传,与传统儒学交织碰撞,始终处于矛盾与调和之中.至中唐时期,士人群体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儒禅思想矛盾对立的倾向.白居易作为崇佛文人的典型,礼敬佛教诸宗,却同时执着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致力讽喻,对佛教有违王化处激烈批判;追求禅境的超脱拔俗,又尽享世俗之乐,重生惧死,充满人生焦虑:遭遇贬谪,流露出厌倦官场的避世之志,亦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官阶及富贵的倾心,明确提出仕隐两全的"中隐"概念.自居易诗歌的仕隐矛盾正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其"中隐"观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圆融巧妙地迎合了渴望功名又不甚得志之士大夫的自尊与怀抱.面对人生焦虑、生死困惑,儒禅二道在"知命"观念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学儒问禅均系白氏解惑"在欲行禅"矛盾表现的方式.白居易儒禅相契,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呼应了中唐农禅(洪州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与主张.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选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论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

王禹偁的仕隐观经由入仕前的反对隐遁避世,到吏隐郡斋时主动追求闲散以调适心灵,再到八年三黜阶段因不能有所作为而屡兴辞官归田之思,展示的是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相的隐逸人格精神,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行藏出处的思考。王禹偁的吏隐诗着重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陶冶心性的闲适生活,但总透露出一股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是仕与隐的二重奏。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基于小隐、大隐观念上的扬弃与超越,也是汉魏以来文人对前此隐逸行为重新审视后自我调适的结果。本文试将中隐置于中唐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政治、佛道思想、经济基础去观照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指出中唐日益腐朽的社会政治是中隐产生的直接因素,佛道思想奠定了中隐的理论根基,奉亲养家的现实需要和外官丰厚的俸禄是中隐产生的经济动因。     

白居易的“中隐”

白居易所谓"中隐"生活,是他精明算计、交错取用儒道释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以外服之儒行保障俸禄,以维持较为宽裕的物质生活;二是以道家"知足"思想来保障既得利益,不贪心冒进;三是学道教炼药求仙,以乞长生;四是佞佛实为投机,前期所谓习禅读经、交僧游寺只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晚年求仙心死之后,方才转投净土,以图往生西天。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论白朴词的文化心理内函

白朴<天籁集>记录了在元代特殊文化历史背景下词人作为一个士大夫文人复杂、矛盾的心理历程.白朴辞荐避仕并不意味着他真正超脱了俗世和政治,其内心深处的功名意识和济世志向也未曾彻底消失;他选择隐逸之路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中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生悲苦感;以"玩世"的处世心态去追求"适意"的人生体验,使他化解了意欲超脱却又留恋俗世的心理矛盾.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李白求仕心理在其诗酒中的表现

李白是著名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饮酒与其诗齐名,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其一斑。李白一生追求仕途,但又不想走科举之途,只想通过各种捷径以达仕途,但都难以从愿。因此,李白常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心理,在其诗歌中往往有所体现。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李白的求仕心理:自命不凡心理、终南捷径心理、入仕爱国心理、疏财求名心理。从李白酒诗所反映出的心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济世宏愿和豪情侠骨,但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失败与痛苦,由于其性格使然,最后诗人不得不在豪放与苦闷中度过一生。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试论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科举官僚白居易与《周易》发生关系,《周易》对白居易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贯注了白居易的一生和整个生命历程。从取名命字到科举考试,从思维方式到行事方式,从为政理念到刑法思想,等等,无不体现了自居易与《周易》之间受容与被受容的关系。     

白居易子嗣考辨

白居易的子嗣情况一直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难解之谜。通过对《白居易家谱》、《白邦彦墓志》等新发现的文献进行详细考辨之后，发现白居易确实是以侄孙阿新为后，阿新为白景受之子白邦翰。白景受即龟郎，他作为嗣孙之父，而被视为白居易的嗣子。     

白居易佛学依止及其诗歌成就辩难

白居易在参差多姿的元和诗坛是一显例。他曾毫不含糊地以我佛弟子自命,并虔诚地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忠实地栖心释氏,却不能保证佛禅修习的得心见性,级质不高,进阶未远,之于佛学的依止不甚深,与此前的王维、同时代的刘禹锡,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个中原委,陈说成难。白氏痴于诗,迷于吟唱,常常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从接受史考稽,白诗流播亦广远,许多篇什透着佛禅气息,传递出对人生高妙的感悟,然而学人之于白诗的总体评价不高,此又成白诗研究的学术难点。苏轼的为难情绪或许代表了选家的心态: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真教人难能所以。析难辩难,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其对于佛学信仰大多止于礼仪化,难窥堂奥;二是牵挂见多,用志歧纷,儒释均未得真谛,往往在达际思想中隐,穷时又急于兼济,进退失据,信仰无凭依;第三,白氏之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佛禅相去嫌远,其所执信、执着追求的八言不化、至哉八言等,早已落入禅家不屑的言筌;最后的原因更隐蔽些,虽不便缕析条陈,总觉与诗人的胸襟、志趣、操守有关联:史上白氏的好名、爱官职、爱富贵以及太过惜身,独怜自爱等等,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就精神世界绝胜之境的营造建筑来说,很可能就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域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生命源远流长,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大都在哲理阐发的过程中关注现实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促使入仕者的理论世界与政治实践对接。随着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哲学逐渐以开放的襟怀融外在思想为内在智慧。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层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为实现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阐发,力图和谐地处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开启与时俱进的价值视域。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