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文学的个人主义——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讲演

中国当代文学长期处于一种集体主义或半集体主叉的创作状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批评家和文学思潮、市场三个方面的宰制.在我看来,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20世纪文学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我们今天依然谈论的文学经典无一不是对写作中"个人主义"的极端展示.中国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萧红,国外的卡夫卡、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他们的写作无疑都是个人主义的重大收获.在今天,我们谈中国经验,也是要找到它和个人之间的现实连接,将它落实到每个作家身上.因为世界的中心就在作家的内心和灵魂中,就在作家充满"个人主义"写作的笔下.     

甬籍作家培育与宁波城市文化影响力提升研究

文学发展对城市文化文化影响力提升的意义不可小觑。在现代文学史上,宁波出现过不少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对宁波城市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当代期的宁波作家就无复有此种优势。本文通过对现当代甬籍作家的比较研究,分析当代作家文化影响力弱化的原因,进而提出重振文学"甬军"雄风,弘扬宁波文化的有效举措。     

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

建国后至50年代中期，许多民主作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转变自身思想立场从事文学写作，并一度取得了新政权的信任。然而“文革”的到来彻底打碎了他们的文学梦，迫使他们做出不同的人生精神选择。巴金、冰心、老舍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精神形态典型。他们没有放弃人类精神向度，即在精神的失落与失重后寻求精神攀升。揭示这类作家的心路历程，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当代作家精神状况与命运遭际的再思考。     

“为农民写作”的虚妄性

"为农民写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传统,在这个口号下,作家们创作了大量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阅读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并未在广大农村不胫而走,倒是吸引了一些企图破解乡村文化秘密的窥探眼光.文学经验中的乡村和现实经验中的乡村大相径庭,文学经验中的乡村不过是都市人眼中的乡村."为农民写作"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悬置的话题.     

萧乾“文学—新闻”两栖写作与身份认同探析

"文学一新闻"两栖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一种特殊的写作现象,萧乾便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典型代表。独特的生活经历、编辑记者的职业素养和那个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风云,使萧乾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殊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通过分析萧乾职业与心理成长的多元语境以及从文学到新闻的创作流变,考察其"新闻一文学"两栖写作思想的建构过程及其对两种身份的认同,对当前重读其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的作品具有特殊意义。     

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简论

"五四"到建国前这一时期是乡土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主要作家及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综述,展示从20年代到4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不断更新视角,"乡土"成为具有更多重要意义的承载体,在主题上由文化批判到社会政治批判和到社会革命,全方位、多层次地再现了乡土生活.中国社会的一切思想和价值判断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体现,乡土成为作家展示现实中国本相与内核的必经之路,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现实生活并以文学不断探索人生和社会问题.     

历代文论中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

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忧时讬志"、"独抒性灵"这四种创作思想,与儒家诗教传统的"圆和"精神相对,呈现出强烈的抑郁激愤的伦理情感倾向。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缘起于作家自我诉求的强烈表现欲、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对文学本质的审美把握,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学精神自觉的伦理高度上,实现了文学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最终归宗于传统和谐包容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     

论新时期文艺民族化思潮的审美价值取向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经济全球化与文艺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中,由持续的现代化追求导致了文艺民族化身份模糊乃至丧失,并随之产生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它源自于汉语文学在"中、西结构"中的位置、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张力中的特殊处境。当前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化语境把中国作家个体和文学写作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空维度。这个新维度对于文学写作的根本意义在于承受、反抗一种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采取平视的审美视角,以实现中国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将成为中国后现代作家个体自我认同和文学写作的基本动机和主题。     

解构与重建——论当代作家创作理念的嬗变

"文革"以后,当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不断地变化发展,它逐步结束了一体化的文学时代而走向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大致的发展轨迹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当代作家一方面抱着极大的现实干预热情,以文学参与了历史清算、现实调整、文化重建的工作;一方面又有感于过去文学与现实贴得太紧,得不到自由发展空间的教训,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文学走向自身,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成为一股重要的理论与创作潮流。     

城乡互动中的李佩甫小说创作——以《生命册》为核心的考察

李佩甫的小说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当下性,其书写轨迹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历史同步,深刻反映了中国城乡结构互动中的社会面貌和个体生命状况,表达了其作为传统作家对现实的关怀与忧思,为现代化进程中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艺术探索经验。转型之作《生命册》集中反映了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和作家艺术发展与思想探索的新高度,它讲述城乡互动中的"中国故事",表现作家情感与价值体认,剖析知识分子命运与抗争,思考社会转型中的人性,探讨人类精神生命的关怀,旨在分析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艺术转向以及作为"人"(包括作家、知识者和现代人)的心性变化和精神生命状况,探讨于传统作家自身、城乡文明发展和推进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莫言获奖对当代文学使命的启示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审视莫言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真正从社会底层出发,从民间乡土出发,以形象、逼真的艺术手法还原了中国原生态的现实生活状况。他被称为"寻根文学"作     

民族智者的生态忧虑——朱玛拜·比拉勒小说的生态批评阐释

我国当代生态文学,以其特有的文学及社会属性,将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现实生态危机与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处独特的景观。但从根本来说,生态文学的创作较为贫乏、单一,程式化的写作模式使文学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不但缺乏对人类文化系统的深入思考,而且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对于此问题,新疆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创作的大量结合本土文化的生态文学作品,为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用自然元素的书写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巧妙结合,以诗意的文学语言间接表达出民族智者对于本土生态危机的忧虑,使生态文学的写作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不失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从而散发出久远的艺术魅力。     

本土认同的全球性--兼论民族文化的"三度写作"

现实生活中的“族群书写”、作家创作的文学与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从三个方面来影响我们的现实 ,即“生活层面的全球化、写作的全球化和言说全球化。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是在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理论及德里达学说影响下,在西方盛行自白派诗歌创作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中国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是以"身体写作"为重要理论源泉,并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英美自白派诗歌、中国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现实及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亲密融合而产生的,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富有中国气质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     

关怀 忧患 理想 —— 评贾平凹的《高老庄》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中 ,贾平凹是一个不断探索且有个性的作家。《高老庄》比其以往作品更平实而厚重。《高老庄》是贾平凹关注现实品格的又一体现。其中精神关怀是最为迫切的关怀。作者通过对高老庄鲜活现实的原生态描写 ,表达出对历史与现实、乡土意识与现代文明的思考 ,传达出深沉的忧患意识 ,并赋予这种忧患以普遍的意义。同时 ,他又热切地表达了对生活的理想 ,给泥淖中的人们指出了方向     

马尔克斯在中国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的外国作家应该受到重视.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简要指出了马氏在本土与中国的所处的境况和对马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通过选取中国两个代表作家与马氏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中国大批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创作方面的变化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吸收和创新引起的.     

否定与叛逆：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姿态

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或现实均采取了一种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新时期西方哲学思想,如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学的自由精神的延续。在小说中,这种自由则主要表现为对“边缘”人的挖掘与表现;肯定世俗生活;创作主体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等。其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她们所处的历史边缘地位的身份十分契合。总而言之,作家对历史的自为之路使历史文学变得丰富灵动。     

灵魂的颤动与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读幽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示了自己"独质"的特征,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的一部分既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多重负荷,又有外来话语、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既有消解又有重构,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文学艺术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其深层的指归则是精神的核质,是人类的灵魂.基于此,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既思索"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民族寓言".因此,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灵魂的颤动",如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应该成为每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求.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

研究日本近代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芥川龙之介占有重要地位。把握他的创作与中国文学关系必须放在他创作的总体框架中考察。他取材中国古代典籍写作的小说有许多篇章对原作素材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充满了现代意识,匠心独具。但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文化观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理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一种断裂,与头脑中的中国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反差,接触中国现实后自然要产生“误读”,也是一种失落感,因而对于现实中国的认识难免片面。这种现象在其他日本近代作家身上亦有不同程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