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着眼“智慧人口计生” 积极推进全员人口信息化建设

上海市虹口区按照国家"金人工程"要求,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服务群众需求、均衡社会发展三个层面,以全员人口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打造智慧人口计生,为人口计生事业升级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创新机制构建人口综合信息大平台破除壁垒,形成"大人口"工作格局。虹口区依托区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上海市人口迁移与人口再分布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近年来上海市外人口入迁及市内人口迁移规模增长,市外人口入迁、市内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特征及其对上海人口再分布变动的影响,发现上海市内、外入口迁移,促进了上海人口再分布的郊区化发展与均衡化变动,对上海城市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功能重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都心部高密度人口仍按"摊大饼"方式外迁扩散、郊区有些区县因人口净迁出而形成一定相对"过疏化"趋势等问题.文章针对以上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启示.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本文根据2005-2020年各省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迁移网络与人口集聚度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的空间尺度并明确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与新空间经济学等构建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理论框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验证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对东北三省流出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区域内人口流动围绕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呈现“一轴”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区域外人口流出空间格局由“块状聚集”向“多点化聚集”转变,一级中心城市分布于京津地区,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深圳市,三级中心城市广泛分布于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与成都市、郑州市、西安市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密集区平均以7.76%的城市面积集聚了80.59%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东部沿海城市基本被均值区以及密集区覆盖,中部地区的密集区呈现“点状分布”的格局,西部地区基本被稀疏区覆盖,其中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与厦门市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集聚度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由...     

2000年以来长三角人口分布变动研究

从三个尺度上即圈层尺度、地级市尺度以及区县尺度利用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近10年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变动.10年间,长三角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密度进一步稠密,反映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不断增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从圈层变动来看,人口向核心层集聚特征明显,圈层分异特征明显.从中级尺度来看,10年间除了上海的高速增长外,最主要的特征是苏州的高速增长,其年均增长甚至超过上海,此外,苏中三市人口减少形成了长三角北翼的人口塌陷区.从微观尺度而言,上海及其周边增长快速,人口增长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市构成的廊道上,各个城市核心区集聚效应明显,表明各城市仍处于向心城市化阶段.未来,根据长三角的发展特征以及国家的宏观政策,长三角的次核心城市将进一步发展,长三角人口分布的多中心趋势将会显现.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

文章以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各区县的人口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分别计算出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对比分析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规律。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及经济分布的空间集聚现象,揭示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都在向东北方向移动;京津冀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高-高、高-低、低-高三种特征,经济空间集聚呈现高-高特征。     

秦巴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分区引导——以陕西省安康市为例

随着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秦巴山区人口空间结构将进一步重组。本文基于安康市的乡镇单元,采用空间分析合理划分人口集聚区的等级,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的空间相关性,试图揭示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不同人口集聚区进行策略引导。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区等级的划分可结合人口增速与人口总量;2不同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的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具有"马太效应";医疗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正效应,也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增的规律;交通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高程对人口聚集的影响存在负效应,并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而耕地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与产业结构相关;3影响人口聚集的需求要素具有显著的差异,即经济发展需求>土地需求>便捷的交通需求>良好的医疗条件需求>低海拔需求。4对于秦巴山区来说,人口集聚的引导策略应结合"地情"进行统筹谋划,如人口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重点,人口次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为重点,人口中度集聚区以医疗服务设施完善为重点,人口低度集聚区以高山人口转移为重点。     

基于ESDA的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空间分析

利用2012年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分布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ESDA技术对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分布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且集中分布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显著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崇明县、金山区等远郊区,显著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五角场区域和九亭镇,较为热点的区域主要集中于花木镇、七宝街道、江川路街道、车墩镇和新桥镇等区域,而青浦区、浦东新区大部分区域则是较为冷点区域,中心城区大部分区域形成了随机分布的区域;不同族别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有着较大差异,亲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的乡土观念仍然是少数民族常住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     

大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居住空间变动机理——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与居住形态是体现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着重分析了闵行区流动人口居住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分布,构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滞留模式,全面剖析了不同尺度下流动人口的流动机理,揭示了流动人口空间转换的状态与时空特征,提出实现居住分布空间优化的基本对策。     

韩国外籍劳工现状及雇佣许可制度分析

2008年6月在韩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达到1145660人,其中外籍劳工为542670人,在韩居留的外国人已经占韩国居民的2%。随着外籍劳工不断涌进韩国劳动市场,韩国政府不断调整外籍劳工政策,2007年1月1日起,韩国政府彻底取消产业技术研修生制度,将外籍劳工政策统一为雇佣许可制度。雇佣许可制虽然避免了产业技术研修制度的诸多弊端,但是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城市化阶段和大城市地区不同区域人口空间变动——以上海静安区、浦东新区和南汇区为例

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人口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根据20多年历时性数据的动态分析,对上海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在人口总量、迁移强度和迁移方向的不同特点进行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1992年前后,上海的郊区化历程才正式开始,当前上海正处于从前期郊区化向深度郊区化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相对扩散向绝对扩散发展的时期。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人口变动的规律性,实行分区域的人口发展对策:结合人口导出带来的城市问题引导城市更新;结合近郊区人口聚集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引导远郊区的人口聚集加强新城建设。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得出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普遍加深且存在空间聚集性，呈现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内陆的扩张规律，形成了沿长江流域严重老龄化聚集地带。此外，全局和局部 Moran 指数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正相关关系。于是考虑空间相关性，借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方法，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我国地区间人口老龄化存在绝对β收敛，且收敛速度较快。     

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的空间特征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六普＂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呈现出新的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和迁移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大部分区县人户分离人口的来源地及迁居目的地集中化程度高,具有＂近邻优先＂的特点;逐步形成由中心城区县流向近郊区区县和中心城区县之间相互流动的两大迁移圈;中心城核心区、边缘区、近郊区、远郊区等四大区域之间的人户分离人口流动呈现出三大迁居主流。本文在总结这些空间特征的同时,就如何解决上海市人户分离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上海市内户籍人口的迁移能科学健康有序进行。     

基于GIS的宁夏人口经济压力空间分布研究

空间分析是深入探索空间特征的重要技术,因此作者利用空间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宁夏人口经济压力分类及其分布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结果表明,宁夏人口经济压力从北部向南部逐渐增大,在空间分布关系上人口经济压力呈现明显的组团模式,北部区域以银川为核心呈低—低关联模式,南部区域以原州区为核心呈高—高关联模式。     

中国分代家庭户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户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户代际结构的分布则能从直观上认识家庭户结构。本文基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代家庭户数据及相关资料,以空间自相关分析为基础,对五普数据中的分代家庭户比例分布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其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空间分布,采用GIS方法得到分代家庭户比分布图,分析发现：二代户仍然是中国家庭户的主要模式;不同地区分代家庭户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北方地区的二代户比例最高;三代户与四代以上户分布特征相似,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分代家雇户的分布与绎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密切相关．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city-size distribu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policies both to limit the growth of large cities and to promote spatial equity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literature provides only very general and inconclusive result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se policies. This paper aims at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urban polic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1922–82. The research framework — which is based on a function relating population size to rank —is used to test for trends of deconcentration (where smaller cities grow faster than larger cities) and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with a more 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over the study period. More formally, the ‘expansion methodology’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the rank-size function in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rom 1953 to 1970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which appeared to be reversed subsequently. However, policies of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were not found to be successful. Among the reasons suggested for the apparent failure are political upheavals and shifts in policies, the inertia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the harsh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ior, and current trends in economic policies that focus on the coastal areas. In spite of recent criticisms of studies on city-size distributions (which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proposed and utilized here is able to portray the dynamics of a national urban system, and the framework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national urban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