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五四后的张謇

张謇从事近代化事业计３２年，其中有８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至今尚未见有专文涉及这８年活动的评述。本文试从五四后张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对五四和五卅学潮以及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新思潮等方面的态度进行论析，以求对张謇的活动有个全面的了解，从而得出总体性的客观评价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张謇研究

张謇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历经艰难曲折，由于社会的关切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业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并且初步奠定了可以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张謇研究毕竟起步较晚，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然后才有可能出现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构，乃至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只有到那时，“张謇学”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成熟的张謇学必将现身于21世纪。     

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

一部由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成于１９４８年的书稿，在延搁了５０年之后，经过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外国学者研修部的精心校注，终于在１９９８年３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集团运作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录《大生纺织公司年鉴》（１８９５—１９４７）。这部年鉴的出版值得庆贺，其价值不容低估。大生纺织公司是有“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和“中国的洛克菲勒”之誉的南通张謇先生创建的股份制企业集团，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集团核心成员有大生纱厂（后称…     

历史 现实 未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滥觞于胡适之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文中强调的“文学改良”第八事“不避俗语俗字”便是关于运用白话文的问题。在胡适之的文章发表之后,陈独秀也在《新青年》1917年2月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与胡文的偏重形式的改良不同,陈文则偏重于内容的革命。由于形式对内容的强大的制约作用,作为形式革命的语言革命不久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白许文运动便发生了。胡适之在对“不避俗语俗字”的解释中,主张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他说:“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而他们的小说都是用白话写成。在胡适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历史是令人     

张謇：“东南互保”中的“官民之邮”

在酝酿、商议及实施“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张謇自任“官民之邮”，与朋僚密议策划，成为刘坤一的重要谋士。他促使刘坤一成功招抚徐宝山，促成刘坤一义无反顾于“东南互保”，策动迎銮南下。张謇如此热心于“东南互保”，主要是为了稳定东南的全局意识，寻求实业发展的基本环境，谋求易都东南并借机惩恶，促使光绪皇帝名至实归。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编年考略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是研究张謇的教育思想和活动的重要史料。当初编辑之时 ,因疏于考证和校定 ,致使对一些文稿的成文时间注释失实。后《教育录》被整合进《张謇全集》 ,编年问题依然存在。2000年3月 ,张謇研究中心启动了对《张謇全集》的补遗和校定工作 ,但仍然存在错、讹、衍、夺等问题。     

从两篇悼文看鲁迅的悲剧观

鲁迅有几篇悼念性的散文，其中尤以《华盖集续篇·记念刘和珍君》和《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较为突出。它们堪称鲁迅悼文的妹妹篇，在思想内容及艺术手法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4月初，是为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被段棋瑞执政府杀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等烈士所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1933午2月，是为纪念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而作。两篇悼文描写的对象都是鲁迅的学生、战友．两篇文章始终把悼念烈士，声讨反动派作为感情的主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这两篇悼…     

张謇实业生涯的考察

张謇在清末民初以“状元办厂”、建成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被时人称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张謇投身实业的动机根源于时代的召唤。经历弃官从商的艰辛历程,张謇取得了经营实业的辉煌成就。张謇实业生涯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开创了旧式知识分子弃虚务实、“学而优则商”的新型人生道路。他所开创的发展经济的“南通模式”,他所领军的“儒商”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一篇胆大妄为的剽窃之作——评《继续教育的理论源于华夏》

发表于1992年9期《医学教育》上的《继续教育的理论源于华夏》一文,是一篇胆大妄为的剽窃之作。该文几乎是全篇抄袭了安徽省社科院莫增荣同志发表于1991年2月28日《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内外发行)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终生教育”理论是陶行知》。(附文见后) 莫     

也谈“AIDS:‘爱滋病’还是‘艾滋病’?”

杨枕旦先生在《中国翻译》1986年第4期发表的短文中曾肯定“爱滋病”这个译名是音意兼顾的一个例子，而该刊1987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则将此视为对海外译名的盲从，并称”爱滋病”改译为“艾滋病”是一可喜的进步。嗣后，杨先生又另文‘AIDS：“爱滋病还是“艾滋病”？”（《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仍主张；“爱滋病”这个译名不宜随便放弃不用，更不能轻率地把采用这一译名指责为对海外译名的“盲从”。其理由包括：①“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AIDS这种病的传播确实与性爱（不限于同性恋）有一定的关系，②“对术活的译名是否精确…     

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生150周年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张謇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1896年至1899年,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历经千辛万苦,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状元办厂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大生纱厂的初见成效,感动了中国,更感动了张謇自己.他由此发轫,先后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苑,乃至参与举办南洋劝业会等等,无一不是在神州大地上萌现的新事物.张謇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尽管宣称弃仕言商,却始终把工业放在首要位置.张謇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事业并非局限于实业与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意即这是中国首先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近代城市.然而,张謇的最终目标又不是仅仅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这"第一城",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理想城"的示范与推广,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     

"中国近代第一城"诠释

两院院士吴良镛提出的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断，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耐人寻味的话题，它具有多重文化内涵。在张謇的经营下，南通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最早活跃的地区，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觉醒和创业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作为近代中国名盛一时的“模范县”，当年的南通在全国多方面占据了优势和“第一”。此外，诠释“中国近代第一城”。还应从“中国近代第一特色城”方面来着手。     

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

在近代中国 ,比较全面地深刻批判封建贞操观 ,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自由和平等的高度对封建贞操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鞭挞 ,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五四思想界对贞操观的批判 ,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一部分 ,在近代中国不仅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且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 ,但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张謇与张之洞城市化实践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张謇和张之洞分别经营的南通与武汉，得到中外舆论的好评，南通有中国理想文化城市的赞誉，武汉有东洋芝加哥的美称。尽管张謇和张之洞的社会地位不同，客观条件不一样，发展工业的方法也不同，但他们为南通与武汉的工业化做出了骄人业绩。张謇和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先驱者，他们为南通和武汉的城市化、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南通和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典范。     

"五四"自剖文学的艺术特征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氛围中的“五四”自剖文学，是指以郁达夫、王以仁为代表的一类小说家的文学创作，这类作品常常近乎本真地描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历程：同时也涵盖了鲁迅、徐志摩等人的部分创作为代表的一类作品。这类作品袒露自己的心灵，自责道德瑕疵，但却没有任何不端方的成分。这两类作品共同构成了“五四”自剖文学的基本形态：其艺术特征是体现在唯真与唯情的表现原则，感伤与颓废的情威基调．沉痛与凄攀的悲剧氛围和自青与情世的批判品格四个方面．     

张謇与孙中山利用外资比较研究

张謇在创办实业，从政担任实业部总长、农商总长等职期间，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的目的，想方设法防止列强通过各种债务攫取在中国的特权。然而，迫于实业资金的捉襟见肘，张謇不断地与外人周旋以寻求外国资本的资助，实现他利用外资抵制外资的主张。孙中山也提出了利用外资、发展交通的主张，他撰写《实业计划》，主张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以辅助中国实业的发展。张謇与孙中山对利用外资的认知度，以及在引进外资的原则、安全有效利用外资的保障措施上都抱有基本相同的主张，但因其性格差异与政见分歧，两者在利用外资的侧重点、引进外资的形式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张謇与孙中山利用外资思想有其先进、科学、合理的部分，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主观认识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张謇的历史定位及思想遗产

将张謇定位在儒商、实业家、教育家是远远不够的 ,张謇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人物 ,他参与了近代中国诸多重大政治活动 ,实际上是一个以实业经世、实业救国的政治家。张謇留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企业、学校、博物苑之类的东西 ,他留给我们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