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性善与正心：船山的气学工夫论

王船山的气学工夫论将作为气化流行之根据的“健顺之德”显现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有“恒志”之实现。“健顺之德”表现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发现和践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过对“理”的发现和践行开辟出人道,从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转换,根植于人的健顺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领会;有赖于心对理的发现和践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气学工夫论不以超越的“理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道中的众理相续,实现了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突破。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贯通天人与勾连汉宋——论《西铭》与汉学《孝经》之关系

《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是十分明显的。宋代学者对于《西铭》所阐发"理一分殊"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辩。反对者以为其理近于杨墨,支持者则认为《西铭》是借"孝"之理发明"理一分殊"之旨。明代以来心学突起,《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愈发受到学者重视,甚至有人以《西铭》全文注释《孝经》。现代不少学者从张载的礼学背景出发,认为《西铭》旨在以"孝"为纽带维系封建等级制度,这成为宋明以后对《西铭》与"孝"认识的一个重要补充。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试论周敦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义理旨趣——纪念周敦颐诞辰一千周年

周敦颐为重建儒家形上学及宇宙生成论思想体系,讨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以及"理""性""命""诚"等一系列相关哲学命题,目的在于打通"人道"与"天道"的固有内在联系,解决价值与存在的统一及人的德性生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建构做出合理的定位,表现出深刻的"天人合一"哲理意涵,体现了宋明理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发展方向。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法家独尊"何以可能——试析韩非为确立大一统帝国统治思想所做的理论努力

在确立统治思想过程中,韩非认为治国之道不可兼任杂反之学.既然不可兼任,就必然出现独尊一家的形态.统治思想层面上独尊的必要性需要来自天道和人道层面的依据.韩非以矛盾说揭示了两难困境.论证了一尊的必要性,解决了天道上的"为什么要独尊"的问题,人道方面"为什么要法家独尊"的依据则是韩非提出的以人性自私论与人性不改易论为内容的单一人性论.韩非的理论努力为后来的黄老和董仲舒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前鉴.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虚实之间:论老子思想的宗教性

《老子》哲学不是宗教哲学 ,却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这一宗教性既体现在推“天道”以立“人道”的致思进路上 ,也展示在对“道”性的界说、对“得道”“体道”工夫与境界的描述上。由于推“天道”以立“人道”的思路下隐藏着借“天道”的权威性以高其“人道”、慑服人心的意图和推“天道”以合“人道”的真实理路 ,因此“道”实乃一思辨性预设概念 ,从而令《老子》哲学之宗教性表现出虚实、真假相杂的特点。     

张载与理学

在天道之域,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由此解释对象世界的现实形态(实然);在人道之域,张载则突出了伦理之序、价值理想以及社会责任(当然)。通过对以上二者的沟通,张载既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又确认了当然与实然的统一。以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预设为前提,张载展示了人的感性规定与理性本质相关而又相分的关系;由赋予德性之知以二重内涵,张载则进一步预示了理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以上的理论进路,使张载的哲学系统在实质的意义上构成了理学的开端。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

先秦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先秦文化以自然为核心,研究自然的规律以及由自然内部引申出万物的条理和秩序;以自然论人生,"天人一理"讲感通;由天道而归于立人道,而天道之仁,即表现于自然,自然之理与做人之理同一。法则自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研究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对于今天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语》"智德"思想刍议

"智德"思想是实践智慧的道德意涵,或是实践智慧与道德二者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论语》中"知"出现一百一十六次,"知"的种类有"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接着点出"知"(智)最核心的哲学原理在于"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的‘智德’",探讨智必须后天培育学习而得;最后总结出"智德"思想的现代价值:实质是一种"以智辅仁",在伦理学及修养论上是探取一种周延而整齐的"仁智双修"的特殊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