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正当性

简而言之,正当性就是经过神学、宗教、道德、哲学论证等取得的价值合理性与经过社会认可、经验证实而获得的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对于宪法的正当性的认识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上来予以把握:宪法应当体现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人文关怀;宪法应当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普适性和文化传承性的统一。回顾中国宪法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确立并坚持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宪法的精神实质和整全体系;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有效实施及其宪法秩序的全面实现。     

论宪法框架下著作权的正当性

著作权制度是一种中性制度，即包括了著作权的取得和限制两个方面，是一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宪法的制度性安排。因此，本文试图从宪法的角度出发，在现代和本土语境下为为著作权的正当性寻找一个合适的支点。一方面，宪法规定了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和人权的保护，即为作者的著作权获得奠定了宪法基础；另一方面，公民有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共享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即宪法保障后续作者和其他使用人对他人作品利用的权利。因此，著作权的正当性应当建立在对上述宪法目标的实现上。     

宪法正当性视野下的人格尊严保障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得以体现和证明。     

论宪法之财产神圣原则

财产神圣原则应作广义理解 ,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原则 ,而且也应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财产神圣原则在各国宪法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而我国宪法只局限在公有财产的保护方面。市场经济是宪法产生的经济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迫切要求我国宪法对个人财产的大力保护。因此我国宪法应把财产神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体现出来 ,尤其应当突出个人财产的至上性。     

论中国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笔者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宪法制定实践的分析,总结出宪法制定的基本规律。对比中国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认为中国1954年宪法的制定实际上遵循了正常的制宪模式,具有正当性。原因是,笔者认为1954年宪法事实上承认了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1953年《选举法》的合宪性,进而承认了根据1953年《选举法》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合宪性,然后将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纳入现行宪政体制。     

罪犯宪法基本权利探析

基于宪法基本权利对于罪犯权利保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罪犯应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对罪犯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适用法律保留,罪犯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应适用司法救济。     

现代视角下生命权的宪法保护

在改造大自然与社会分工中人的地位和作用是最关键的,人的生命资格及其尊严也是权利最根本、最核心的幸福起点。生命的朴实无华更是恰好体现出了生命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和实在性。因而,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是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生命权的宪法保护则是其它权利保护的基础,只有通过完善对生命权宪法保护,才可能最终促进公民生命权真正有尊严地实现。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论宪法变迁

宪法变迁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现代话语 ,也是解构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本文立足宪政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 ,以宪法———社会的全方位思维 ,并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 ,对宪法变迁的概念、宪法变迁的性质和宪法变迁的界域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论宪法的司法解释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仅限于法律解释 ,而未及宪法的司法解释 ,作者认为法院及法官应当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解释。因为第一 ,宪法审判与宪法争议的客观存在 ,需要法院对宪法作出解释 ;第二 ,法院与法官具有解释宪法问题的专业优势 ,诉讼功能也使宪法解释的问题更为严肃、权威 ;第三 ,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 ,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违背。     

论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宪法规范基础--以规范实证分析为视角

一国的宪法是支撑行政程序正当性的规范基础.从世界范围看,作为支撑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宪法规范主要有三种表述即"正当法律程序"、"法律(定)程序"和"法律规定".我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直接为行政程序正当性提供规范依据,但是我们可以从"主体参与"和"法治国家"的宪法规范表述中,获得行政程序正当性在宪法规范上的逻辑起点.     

论法人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配置之完善

笼统地将法人犯罪的主体要件规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并不科学,应当对它们作出适当限制.本文认为,法人犯罪的主体不应当包含公司中的"一人公司";那些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决策机构的法人内部职能部门如机关的科、处室以及公司的部门、科室等,不宜作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就私营企业而言,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两种私营企业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法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法人犯罪都必然是为法人谋取利益,强调法人犯罪必须为法人谋取利益并不必然否定法人过失犯罪.关于犯罪法人的刑罚配置,可以考虑设立由罚金、没收财产、禁止开展特定经营活动、强制关闭职能部门、强制改组董事会、强制解散、强制破产等措施组成的由轻到重的刑罚体系.     

刑法中的没收制度

作为一种刑罚方法,没收是一种附加刑,理论上可以独立适用而事实上已不能独立适用;没收刑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个人拥有所有权且他人不能主张权利的财产.作为一种非刑罚方法,没收类似于有些国家刑法典中的保安处分性质的处罚措施.     

论行政法上禁止不当结合原则

禁止不当结合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追求行政目的与其所采的手段间,必须有合理的联结关系。若欠缺此联结关系,该项行政行为即非合法。该原则为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则,必须具备合目的性、关联性、可接受性三大要素。本文旨在检讨实定法上不当结合之缺失,探求禁止不当结合原则的法理基础、法律要素及适用领域。     

论刑法中的没收

我国刑法既规定了一般没收,也规定了特别没收。一般没收具有存在的理由,不应废除。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虽然具有没收财产刑的内容,但只能归入保安处分;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限制解释为"供犯罪所用的,并且与违禁品相当的本人财物"。"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所得的一切财物,不以行为人具有责任为前提,对之适用没收规定时,应当区分不同种类的没收,并实现相关规定的目的。     

论没收国际合作中的保全

没收国际合作中的保全是基于请求国的请求而实施,具有临时性、紧迫性,其保全的对象在诉讼中具有双重作用。冻结和扣押是没收国际合作中通常较为通用的保全措施,主要是基于外国的没收请求、外国的冻结令或扣押令和被请求国的考虑,根据有关情形而采取。     

论非监禁刑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以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向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监禁刑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刑罚措施,也是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身有显著益处的刑罚措施.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行刑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我国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非监禁刑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国内外现状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的立法、执法等现状,提出了构建非监禁刑体系的设想.     

谈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对被告人加刑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一审量刑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在只有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的做法是先裁定维持原判，然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对被告人加刑，以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其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五项规定。但是，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对被告人加刑不仅不是对“上诉不加刑”等法律原则的遵循，反而是对这些法律原则的破坏，加上本身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该司法解释因而应当被废止。     

论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的不公多表现在量刑上,一些地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比较突出.而且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再行纠正比较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法律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文章阐述了量刑请求权的必要性,剖析了国外检察机关量刑请求权的概况,分析了量刑请求权运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的立法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论刑法中重复评价的本质及其禁止

犯罪行为的本质是客观上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主观上反映出行为人反规范的人格态度。所谓重复评价,表面上是在定罪量刑时对存在论上的同一犯罪行为进行了重复使用,但本质上是对其所反映出来的同一不法内涵和同一罪责内涵进行了重复考量,结果导致重复处罚。禁止重复评价的本质则相应表现为禁止对反映同一不法内涵和同一罪责内涵的同一犯罪行为进行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