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与方式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伴随世界经济增长下降的是世界贸易的萎缩,导致贸易崩溃的根由就在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的影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新兴国家自然也深受其害,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反成为衰退的导火索。本文从理论角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进行了考察,全球价值链起因于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等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因素已有较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构的倾向。价值链中贸易供应的分散可能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从成本、"再工业化"、技术、新兴经济体、需求五方面分析了价值链重构的动因,并指出价值链重构可能的两种方式———水平重构与垂直重构。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球价值链处于新一轮重构机遇期,这为我国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国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企业打破"低端锁定"困境,高技术服务能力成为主导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驱动力,制度性话语权成为保障一国企业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对此,政府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     

中国汽车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企业创新与升级研究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审视全球化进程中汽车企业的组织行为及利益格局。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和演变的最终推动力,同时也是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汽车企业的绩效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研究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实现升级的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

全球价值链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存在机会不均等从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以及存在地位不平等从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可持续性难题,因此全球价值链亟待优化和重构。文章在阐释全球价值链重构内涵并据此创新性提出测度指标基础上,利用经验数据的测算结果,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现实效应作出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调整层面,即机会均等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但在地位平等层面所获成就有限,突出表现为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支撑起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优化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中的更大作用,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思路和方略。     

数字经济、技术偏向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增长趋缓的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寻找全新动能的重要契机,即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升级。“数字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为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带来新机遇。由于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技术进步可能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特征,因而文章通过理论推导,分析了数据要素投入在技术偏向与任务偏向下对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影响;进一步地,对技术进步条件下我国比较优势的重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将面临的制约因素;同时基于对我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动力变化的拆解,采用连续商品假设下的李嘉图模型证明了数字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贸易福利变化。     

亚太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角色变迁

文章从价值链长度、价值链合作度、价值链地位和价值链分工模式四个维度构建亚太价值链重构的测度指标体系,借助WTO/OECD-TiVA数据库数据测度并分析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主要表征,重点探讨了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变迁.研究发现:在2005～2015年间亚太价值链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历程.具体而言,各亚太经济体间的价值链长度呈...     

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两大重要特征,即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日益深化。文章使用1995~2015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Eora26投入产出数据匹配CEPII引力数据和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深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双边GVC贸易强度对RTA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GVC贸易强度增加会显著提高RTA签订概率和深度,在处理了潜在内生性和更换实证模型等方法后结论依然十分稳健。由于南北方国家存在较大的机制性差异,在北-北贸易模式下GVC贸易强度对RTA深化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尤其是RTA关键条款。考虑到条款的法律可执行性,仅在北-北模式中GVC贸易会对RTA关键条款深度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南-南模式中这一机制仅局限在边境关税类条款中,而在南-北模式下的贸易强度增加反而会降低RTA深度。文章的实证结论为当前中国签订RTA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制造

本文论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作者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两个类型的全球商品链进行了补充,将两类商品链扩大为三个类型的商品链。这一结论有助于我国制定更细致更符合产业实际的外资政策。论文指出,在三角生产关系条件下,以投资自由化政策放任NICs对我国进行FDI是不正确的。论文指出发展中大国进行重要产业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合理性,并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借鉴,认为我国仍需跨越传统的产业思维以便今后全面和真正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论文还把前人的"6+1"修正为"7+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国际贸易统计研究

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对既有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产生的挑战,本文首先就目前国际货物贸易统计方法改革之进展进行讨论;其次,尝试就其对我国外贸统计的影响开展分析;最后,对各类改革方案之利弊进行讨论,并对未来我国外贸统计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政策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序贯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的多次跨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进而阻碍全球贸易及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及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文章首先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KWW、WWZ、WWYZ),量化展示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成本放大的典型事实。然后,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量化模拟了中间品关税削减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及经济增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基于Shapley值法的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研究

文章以自媒体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科学创新能力对自媒体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影响,通过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对其利润分配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利用AHP对该利益分配模型进行评价,使改进后的Shapley值法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媒体产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而使各成员得到自己合理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各成员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Shapley值法对于该问题的不足之处。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本文围绕着这一问题,使用价值链劳动收入模型,并采用WIOD数据库进行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生产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二,劳动力市场竞争和贸易困难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人均劳动收入的提高;第三,越上游的产业给予高技术劳动力的人均劳动收入更高。以上结果给予如下启示:首先,对劳动者而言,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应提高生产者的生产力、全球价值链专业化水平、市场的贸易自由程度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拥挤程度;其次,如果要提高高等技术劳动力的收入,除按上述方法调控外,还应鼓励其从事更上游的行业;最后,应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使其成为能够生产和创造高特异性产品的高技术人员才。     

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发达国家的三重贸易利益

当今的国际贸易格局仍然带有20世纪50年代以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贸易的痕迹。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它们在新兴产业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可以获得三重的贸易利益。这种贸易利益的分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减轻这种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利影响。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再评估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并利用2016年WIOD最新公布的数据,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细分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状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评估。结果发现:(1)新算法实际测得中国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量35%左右,可见服务贸易被严重低估,研究结果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经济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存在地位的显著非对称性问题。(2)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通过自身直接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32.16%下降到2014年的26.07%,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更多的服务价值是通过制成品出口而随之出口。(3)2014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占有率为12.71%,位居全球第2,但通过多项竞争力指标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部门,中国服务贸易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大国,而非服务贸易强国,国际竞争能力不强。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测算及其创新效应检验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法刻画和跟踪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流动的价值贡献,并分析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从吸收能力和“多链融合”视角探究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影响创新绩效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是构成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主要部分,2000～2014年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份额呈现以2008年和2012年为拐点的先降低后波动再上升的趋势;制造业部门技术含量越高,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份额越大。第二,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新绩效,特别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和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第三,在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发展的同时,保证对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吸收利用、全球非无形资产价值链的同步发展、国内价值链的强大和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更能有效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创新资源配置优化视角,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雅戈尔全球价值链整合战略及其优化

本文围绕全球价值链理论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等方面对雅戈尔的“垂直”超级价值链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了它在全球价值链整合下的问题及其战略对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雅戈尔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不断优化其产业链,积极抢占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从而将市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与欧、美、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改革研究

跨国公司的建立开始不断冲击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使得全球的价值链也不断呈现出具体化和细分化的特点,我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其贸易额度更是整个价值链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国采用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影响了我国贸易额度的正确衡量,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反映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下国际贸易的份额,所以,要采用更加科学合理的国家贸易统计方法。本文就目前价值链的基本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中的局限,然后介绍全新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以便为了更好的衡量我国国际贸易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