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地方生产网络尺度、结构与组织研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地方生产网络是分析地方经济十分有效的理论工具,而空间尺度、形态结构和组织方式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内容的3个重要方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在空间尺度方面,对网络行动者不同空间尺度的相互关系研究较多,地方内部关系的变化机理少有探讨;在形态结构方面,理想化类型的总结较多,具体案例分析较少;在组织方式方面,往往局限在某个时段内,缺少对不同时段组织方式演化动力的研究。未来可以与城市研究相结合,通过城市生产网络的研究,为城市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建议。     

城市群空间性质的透视与中原城市群的构建

区域是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论题。在地理学发展进程中,对区域的论争主要围绕地域空间、网络空间和空间的生产展开,并呈现出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的趋势。城市群空间是一种新的区域空间,具有地域空间、网络空间、空间的生产与建构等多重属性。空间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建构性,对空间的关注正从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空间生产离不开权力运作,空间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中国对城市群概念的认知和范围界定的争议源于区域概念的多重属性。以中原城市群的构建过程为实证案例,提出了中原城市群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城市群究竟是什么?"这一核心论题,透视了城市群空间的多重性质。最后,针对单一维度的局限性,提出了认知和界定城市群的多维度框架,包括领土(Territory)、地方(Place)、尺度(Scale)、网络(Network)和功能(Function)五个方面,并指出了今后进行城市群研究需要关注的理论重点。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以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世界城市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间关系研究,经由基础设施、企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多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影响的积极回应。最后,本文从城际关系秩序、空间组织逻辑、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空间尺度和城市经济类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等5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①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② 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③ 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基于手机画像数据的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空间分异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2)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3)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外对尺度及尺度政治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与结构视角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指出政治过程和权力结构的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前提,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权力关系重构是尺度政治的目的和结果。具体而言,尺度化涉及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的大小、层级、范围等结构关系;尺度重构包含由尺度上推、下推、重组,以及上述不同尺度形式构成的3×3矩阵;不同政治主体会采用特定尺度重构策略改变权力关系,并造成一系列尺度关系和合法性的悖论。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方关于尺度和尺度政治的认知差异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全球重构中尺度重组及其地域性管制实践研究

为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重构现象,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尺度转向并开展了尺度重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常见含义有三类:抽象层面的社会建构基础上尺度的历史演变、具体层面的国家或城市尺度重组以及政治斗争视角的行动者对尺度的运用。这一概念具备4个基本要素或特征,即尺度的社会建构和动态演进、尺度重组同政治斗争的关联性、尺度重组的路径依赖性以及尺度重组同其他空间维度的关联性。基于当前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典型地域性管制实践可归纳为行政权限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地方增长极的培育和跨边界区域合作。     

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

全球化时代城市问题越来越多的以尺度问题的形式出现,尺度理论为分析城市发展背后的各种动力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回归后,特区政府如何与位于不同尺度上的地域组织相互作用,进行尺度重组,是探究香港城市发展与管治的关键问题。本文考察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项目构想、方案设计,到咨询及申请拨款的全过程,识别这个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尺度的作用者,分析他们的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研究表明,回归后,特区政府主动向上尺度重组以拓展香港发展的腹地,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是其尺度重组的重要方式。同时,香港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是参与城市发展尺度重组的重要力量,地方行动者运用尺度政治从多个尺度建构话语和采取行动,对特区政府的方案进行抗议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对香港的案例分析可加深对体制转型背景下地域组织尺度重组的认识,丰富尺度重组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国家客观地了解香港,为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内地市民社会逐步萌芽成长,案例中特区政府与香港市民社会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为内地政府提供借鉴。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Metropolitics in Motion: The Dynamics of Transportation and State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the Chicago and Toronto City-Regions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exposed the instability of financialized urban governance at precisely the moment when governing coalitions have launched ambitious, expensive plans to reimagine urb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riven by the imperatives of restoring accumulation amid intensify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In Chicago and Toronto, processe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and state reterritorialization disclose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in the city-regions’ modes of urbanization. Tracing the contingent path-dependencies of transportation crises highlights tensions between, and within, preexisting metropolitan dynamics and an ascendant neoliberal city-regionalism.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gional agency appear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inertia of divisive metropolitan politics, yet the specific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s of the case city-regions significantly condition the structural capacity of actors producing, and the potential articulation of, emergent city-regional governance.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其合作创新网络主要集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网络明显较弱。同时,创新能力欠发达的区域出现了与其数量不匹配的合作创新规模。② 总的来看,全国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国家电网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大型国企集团控制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最活跃,网络外向程度高。在长三角,区域内主体类型混合多样,“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活跃,网络外向程度较高。在珠三角,民营企业是网络的主要主体,区域网络结构松散,合作创新活跃度低,网络外向程度高。③ 从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成因看,在全国尺度,组织关系与知识搜寻是全国网络形成的两大动力。在京津冀,国电集团强有力推动跨区域网络形成。在长三角,国电系及区域大企业影响网络形成,丰富的知识源推动合作创新发生。在珠三角,地理邻近性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影响有限,知识需求推动了跨区域合作。     

西方尺度研究进展：概念化框架、实践路径及启示

通过梳理西方尺度研究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发现尺度主要包含尺度本体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3个主要要素。尺度的本体论认为尺度是静态的等级化的物质实体,尺度的隐喻体现在尺度可通过话语进行多样化的解构和表达,尺度实践表示尺度通过不同行动者间的互动进行社会建构以实现尺度的再创造。尺度的3个要素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在统一性上,尺度本体论为尺度隐喻与尺度实践的实现创造了前提,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发展了尺度本体论;在对立性上,尺度本体论是实在论立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是建构论的产物。西方尺度研究主要经历了2个典型的阶段：将尺度物化为固定的空间实体;不同行动主体运用尺度进行社会实践或话语表达。这启示中国化的尺度研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承认物质空间实体的作用,也要接受行动者的能动性,将尺度看作是人、物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文章展示了尺度概念化框架并实现了尺度的应用路径归纳,具体体现在尺度化、尺度解构及尺度政治3个方面。同时提出将资源配置效果纳入到尺度实践的分析要素之中以实现尺度的政治经济,这不仅扩充了尺度的理论内涵,还增加了尺度的实践应用效果和范围。     

Rescaling of Access and Property Relations in a Frontier Landscape: Insights from Jambi,Indonesia

The recent expansion of protected areas and oil palm plantations in Jambi (Sumatra), Indonesia, has been notably disruptiv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calar dimensions of land conflicts within a privately managed conservation area. We built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focusing on struggles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wo informal settlements within the conservation area. Results indicate tha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rescaling (e.g., decentralization), new power constellations emerge, thereby altering preexisting property relations. We argue that competing scales of meaning and regulation are structuring the ability of actors to access land and, consequently, reflect tensions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