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专辑序言

<正>"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个战略的产生是国内外局势变化、特别是世界格局变化的结果。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需要在引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需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借助"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中国向世界传递出"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以及包容性全球化的倡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战略的河南行动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一项世纪伟业。河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行动,要以发挥优势、主动融入、服务大局为宗旨,把实施三大国家战略纳入"一带一路"框架内。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大格局,努力推动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拓展、金融保障构筑、经贸产业深化、人文交流强化等领域的筹划与协作。完善一个载体,打造四个体系,组建大郑州都市地区,形成我国内陆腹地支撑"一带一路"的"中原板块"。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DI指数的经验分析

与以往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由于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不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力图改善其分工地位,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方向发展,让开放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包容性开放效应的表征变量,基于2010—2019年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HDI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开放特征,并且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改善分工地位2个作用机制产生,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据此可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已经走在推动包容性开放道路上,包容性开放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步显现。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英文）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 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 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 Our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 Thus,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namely,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 concession-based projects, and FDI; finally, 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and "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 into four types: transformative, supportive, 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 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国际联系、构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条件。建设国际航空网络与陆路运输通道、海上航运通道,共同组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基于2014年的OAG计划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运输联系空间格局,并运用枢纽度模型识别国际航空枢纽。研究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运联系广度和强度均高于货运,其中国际客运联系集中在泰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而国际货运联系则主要集中在俄罗斯;2中国对外航空网络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轴—辐"与"点—点"模式并存;3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机场,上海同时还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建设与宏观经济地理学研究

中国地理学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南京召开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先生到会发言。陆院士分析了变化条件下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认为国际和国内的重大变化对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陆院士的讲话,就新时期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重点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与宏观经济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知识生产与人文地理学、非洲地理研究、"多规合一"等时代新要求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政策地理等方面阐述了对新时代、新变化和新条件下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演变

综合运用石油自给率、流动比率等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各国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1995—2014年石油净补给型国家数量较为稳定,无产型或低产型国家的石油贸易倾向变化相对较小;基本自给型国家数量占比最大,1995年占比1/2,其余四个年份占比稳定在1/3;净支出型国家数量显著增加,至2014年其中有5个国家保持不变,表明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具有较大的优势。2）1995年和2014年汇地国家均为39个国家,其中有34个国家一直保持汇地职能,空间分布上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东西分化以西亚、中亚、东欧为界;有14个国家一直保持源地职能,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汇地相应,西多东少,南多北少,主要分布于西亚、东欧及中亚;交流地数量较少,呈分散分布,且分布地不稳定。3）从数量变化来看,研究期内汇地略有增加,源地略有减少,交流地略有增加;“一带一路”源地总出口量与汇地总进口量的比呈逐年降低趋势。     

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引导世界新变革的战略举措,其实施将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的全球地缘板块"共振",尽管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战略,但是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战略属性。地缘政治作为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可用来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因素,为维护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提供思路和理论借鉴。为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动机、环境、效应、风险、策略等方面客观地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针对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深化"一带一路"地缘环境分析;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地缘战略效应和风险,加强地缘政治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以此提高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决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协调和组织全球生产活动最主要的组织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将更快速、深入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内部是否形成了较强的生产网络联系,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又如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不断提升;②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且首位优势不断增强;③ 中国获取增加值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空间特征,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④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效率较低,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境,价值捕获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空间整合力度,最大化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生产合作,同时进行由增量到提质的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增加值获取效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及其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分析（英文）

Unimpeded trad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prior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On 15 May 2017,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affirme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ensu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o explo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 and global trade net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rade networks using a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then estimates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rade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three trade communities and two sub-communities in the BRI trade network, in which China is the core, Russia is the sub-core of the biggest trade community, and India,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are cores of the second trade community(South Asia-West Asia). Second, it identified five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centred on China, USA, Russia,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most BRI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by the core nodes of the BRI regions, such as the China, Russia and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core nodes, and have strong trade contacts with BRI countries. Most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inly attracted by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low penetration of BRI trade. Although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ia-Australi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China as the core,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ages with BRI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