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地区癌症筛查项目人员对筛查工作意愿倾向的多中心调查及政策建议

目的 基于癌症筛查实际供方角度,从工作人员主观感受及意愿层面评价癌症筛查项目的可持续性。方法 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16个省份项目点选取2013-2015年所有承担项目的医院、CDC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纸质问卷和网络调查开展访谈,对象包括宏观管理人员、具体项目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等。结果 最终完成访谈4 626份,访谈对象总体认为参加项目的最大收获在于社会价值感的提升（63.6%）、当地影响力（35.9%）及专业技能提升（30.6%）等;最大困难在于社会物质激励不够所致工作积极性低（30.9%）、信息采集口径不一致（28.3%）、部门间协调（24.4%）和机构间沟通衔接困难（23.5%）等。当单项筛查服务劳务补偿约50元时,工作人员会考虑加班工作。63.7%的受访者有长期筛查服务意愿,主要原因：可通过项目提升个人/团队在当地影响口碑（48.7%）、通过项目提升个人/团队专业技能（43.1%）等;无服务意愿者主要担心工作量超负荷（59.8%）、对日常工作的干扰（49.8%）等。结论 收获与困难相关结果提示,若要长期可持续性开展癌症筛查工作,建议加强项目内荣誉激励、对外宣传及专业能力建设,根据具体情况提高劳务补偿。服务意愿结果则提示,应从政府和领导层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机构/部门间协调,机构内应合理协调筛查项目与日常工作。     

我国城市地区癌症临床筛查服务潜在供方服务意愿调查

目的 调查未参加过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医院相关工作人员癌症筛查服务意愿及原因。方法 基于16个省份的项目点,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潜在供方医院（每个城市1~2家）,并整群抽取与癌症筛查相关的管理及一线工作人员,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AS 9.4软件进行逻辑核查和数据分析。结果 共有31家医院（三级18家、二级13家）的2 201名工作人员（管理者508人、一线工作人员1 693人）参与调查;受访医院均有一定的筛查业务扩展空间,管理者中有提供癌症筛查意愿者占92.5%,68.3%认为应当由政府承担筛查筹资责任;一线工作人员希望通过项目获得的收获是提升专业技能（72.4%）和物质回报（46.8%）,但又担心项目运行会干扰日常工作（42.1%）和物质激励不足（41.8%）;如需加班提供筛查服务,工作人员对不同检查项目单例期望补偿额度M值为20~90元,其中三级医院是二级的2倍左右。结论 专业技能提升和物质激励是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服务积极性和项目可持续性的保证,在后续的项目开展中应给予重视,加班劳务补偿期望值较高,项目实施中需合理分配机构的工作负荷以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我国城市地区癌症筛查供需方角度的可持续评估

癌症筛查项目或干预策略不仅要经济有效,在实际操作时也要考虑诸多影响因素。本期"癌症筛查可持续评估"重点号栏目将从癌症筛查服务的实际供方、潜在供方、实际需方和潜在需方4个维度展开,探索癌症筛查在我国城市人群中开展的可持续性,为更加顺利有效地开展大范围癌症筛查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我国城市居民对多种癌症联合筛查的频率倾向及支付意愿

目的 了解我国城市居民对常见癌种（肺、胃、食管、肝、结直肠和乳腺癌）联合筛查的频率倾向及支付意愿。方法 2012-2014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3个省份现场,面对面调查不同付费假设下,实际参加项目的居民倾向的筛查频率、对长期推行每3年1次联合筛查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等。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访谈31 029人,年龄（55.2±7.5）岁,近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M值为2.5万元。对于多种癌症联合筛查服务,若完全免费,93.9%的居民选择每1~3年1次的频率;完全自费时对应的比例为67.3%。假设将每3年1次的联合筛查长期推行且需个人部分付费时,76.7%的居民愿意付费,但支付额度超过500元者（联合筛查人均费用约1 500元）仅占11.2%。其余23.3%无支付意愿者主要认为费用难以承受（71.7%）和认为没必要筛查（40.4%）。结论 我国城市参加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对多种癌症联合筛查倾向"高频"模式,提示大范围推广的潜在接受程度较高,但需科学评价与正确引导。尽管多数居民对联合筛查有支付意愿但支付额度有限,提示应加强居民对自我健康的责任管理意识,建立筛查服务共付机制时应设置合理比例。     

我国城市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服务支付意愿分析

目的 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对癌症筛查费用的支付意愿情况,从潜在筛查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的可持续性。方法 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项目点,采用多中心横断面方便抽样方法对目标人群开展纸质问卷调查;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调查16 394人。调查对象中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占12.1%（1 984人）;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60~69岁（OR=1.27,95% CI：1.13~1.43）、女性（男性OR=0.56,95% CI：0.50~0.62）、学历偏高者（高中/中专OR=1.51,95% CI：1.35~1.70;大学及以上OR=2.10,95% CI：1.36~3.25）、事业单位等和企业单位等职业的人群（企业人员等OR=1.32,95% CI：1.06~1.64;事业单位人员等OR=2.85,95% CI：2.26~3.59）、收入偏高者（6~15万元OR=1.55,95% CI：1.39~1.73;≥ 15万元OR=2.57,95% CI：2.09~3.15）、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OR=1.15,95% CI：1.01~1.32）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OR=1.01,95% CI：0.84~1.22）的人群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率更高。在不考虑费用等因素的情况下,65.8%（10 795人）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癌症筛查服务,且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对癌症筛查的接受度更高（P<0.05）。对于多种癌症联合筛查,61.2%（10 038人）的居民愿意付费,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40~59岁（60~69岁OR=0.80,95% CI：0.74~0.87）、企事业单位等职业人群（企业人员OR=1.32,95% CI：1.18~1.47;事业单位人员OR=1.76,95% CI：1.56~1.98）、收入偏高者（6~15万OR=1.51,95% CI：1.40~1.63;≥ 15万OR=1.95,95% CI：1.60~2.38）及做过癌症筛查人群（OR=2.18,95% CI：1.94~2.46）的支付意愿更高。结论 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医保是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居民有一定的支付意愿,但支付额度有限,年龄、职业、收入、癌症筛查服务利用是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城市地区人群癌症筛查需求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社区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的接受意愿及对服务模式细化需求,从筛查潜在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可持续性的影响要素。方法 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现场,采用方便抽样对当地40～69岁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筛查服务需求意向等。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访谈16 394份,调查对象年龄（53.8±8.0）岁,男性占44.6%。若不考虑费用等因素,4 831名（29.5%）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没有需求,常见原因包括要等身体出现异常后才行动（61.8%）、所在单位已提供类似体检（36.8%）、自己不先做风险评估而直接去做筛查（33.0%）等。10 795名（65.8%）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但对筛查机构类型选择倾向不同：43.7%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是综合性医院,36.5%希望是肿瘤专科医院;居民对于机构级别选择也有差异：61.4%的居民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级别越高越好,36.4%则认为机构达到一定级别即可。关于筛查流程,61.5%未接收过筛查的居民认同“先问卷评估阳性后再临床检查”的模式。结论 大多数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且倾向筛查机构级别越高越好。应普及癌症筛查知识宣传,并合理引导居民对筛查机构类型及级别的选择期望,建议加强基层筛查能力建设,合理分流居民对筛查机构的选择意愿。     

2013-2018年浙江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人群肝癌筛查结果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2013-2018年浙江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人群肝癌筛查结果及相关因素。方法于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以浙江省杭州(江干区和拱墅区)、宁波(海曙区、鄞州区和江北区)和衢州市(柯城区)的6个城市社区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所有年龄为40~74岁的常住居民(具有本地户籍且在本地居住3年以上)为研究对象,排除已确诊肿瘤患者、罹患其他严重内外科疾病正在治疗的患者后,共纳入166293名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危险因素等信息,采用癌症风险评估系统评价研究对象的肝癌患病风险,同时从项目参与医院获取肝癌高危人群的临床筛查参与情况和筛查结果,计算肝癌高危率、临床筛查率、阳性病变检出率及疑似肝癌检出率等结果,并采用Poisson回归模型分析肝癌检出的相关因素。结果166293名研究对象年龄为(56.01±8.40)岁,其中男性占41.36%(68777名)。共筛出23765名肝癌高危人群(高危率为14.29%);其中,共有12375名对象参加了肝癌临床筛查,筛查率为52.07%(12375/23765);共检出297例阳性病变,检出率为2.40%(297/12375);其中检出8例疑似肝癌,检出率为0.06%(8/12375)。多因素Poisson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男性、从不吸烟、从不食用腌晒食品、食用油脂含量不高、无肝胆系统疾病史的人群相比,女性、正在吸烟/曾经吸烟、有时食用腌晒食品、食用油脂含量较高、有肝胆系统疾病史人群的阳性病变检出率更高,发生率比(IRR)(95%CI)值分别为1.98(1.45~2.70)、2.23(1.61~3.09)/2.08(1.31~3.28)、1.82(1.22~2.70)、1.44(1.08~1.91)、1.45(1.05~2.00);与40~49岁、未做过HBsAg检测相比,70~74岁、HBsAg阳性人群的疑似肝癌检出率更高,IRR(95%CI)值分别为16.30(1.32~200.74)、6.43(1.24~33.22)。结论浙江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肝癌临床筛查依从性较好,在肝癌高危人群中进行腹部超声检查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有助于发现肝癌及其癌前病变。     

2014-2019年北京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人群肺癌筛查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2014—2019年北京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肺癌筛查结果。方法基于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区的80个筛查项目实施街道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将街道/居委会所辖的88044名40~69岁北京市户籍居民纳入研究。对问卷初筛肺癌阳性的人群,采用低剂量螺旋CT(LDCT)进行筛查,同时每年通过主动和被动随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募集的全部人群进行随访,获取其健康结局信息(确诊肺癌/未确诊肺癌)。计算不同特征人群经问卷初筛的肺癌高危率、LDCT筛查参与率、肺部阳性结节检出率、肺癌发病密度(率)、累积发病率以及早诊率;采用Cox比例回归模型计算不同筛查模式下肺癌发生的风险。结果88044名研究对象年龄为(57.4±7.4)岁,其中男性占38.76%(34128例)。问卷初筛肺癌高危率为23.14%,临床筛查参与率为52.26%,肺部阳性结节检出率为10.99%。平均随访3年后,40~69岁男性肺癌发病密度为172.82/10万人年,女性肺癌发病密度为133.52/10万人年;肺癌发生风险随年龄升高而上升(P_趋势<0.001)。问卷初筛阳性人群发病密度为259.22/10万人年;与问卷初筛阴性人群相比,问卷初筛阳性人群肺癌发病风险HR(95%CI)值为2.27(1.83~2.81)。接受LDCT筛查且被判定为阳性结节人群的肺癌发病密度为1825.03/10万人年,3年内的累积发病率为4615.38/10万;与结节阴性人群相比,结节阳性人群肺癌发病风险HR(95%CI)值为13.80(8.91~21.36)。接受LDCT筛查者三年内确诊肺癌的早诊率为70.21%,高于未接受临床筛查者确诊肺癌时的早期比例(45.45%,P=0.016)。结论北京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肺癌临床筛查依从性较好;在高危人群中应用LDCT筛查肺癌,能够提高肺癌患者检出率和早诊率。     

癌症筛查筹资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目的:为我国癌症筛查筹资提供政策性建议,提高人群健康和卫生服务公平性。方法:通过文献和报告回顾及相关网站浏览,总结并比较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癌症筛查的筹资方式及实践特点。结果: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宫颈癌、大肠癌和乳腺癌筛查纳入公共卫生服务。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已实施了多项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的不平等。然而,因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癌症筛查筹资方式仍有较大的人群和地区差异。结论:我国癌症筛查筹资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筹资渠道,逐步实现癌症筛查项目的社会公益属性。     

医生工作负荷、工作满意度及人力配置认知意向调查

目的:医生对工作负荷、人力配置、工作压力和满意度的自我认识与评价;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个人特征对工作负荷、工作压力和工作满意度认知的影响。方法: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两所三级医院按科室分布抽取科室,对所选科室的所有在编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60.3%的医生认为工作负荷重,69.3%报告工作压力大,医生工作平均满意度为3.3%,收入满意度2.6%。有一半以上的医生认为现有人力配置数量、结构不适宜。工作负荷重的原因主要是医生缺乏。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主要是医疗工作风险大、工作负荷重、急危重病人多。结论:医生工作负荷重、工作压力大、工作满意度不高。调查结果对医院管理人员制定医院医疗人力资源管理对策,合理配备与使用医生,减轻医生工作负荷与压力,提高其工作满意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南省城市地区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评价2013-2017年河南省城市地区肺癌高危人群的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依从性并探索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南省40～74岁城市户籍居民进行癌症危险因素调查和肺癌风险评估,并对评估出的肺癌高危人群进行LDCT检查。采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的LDCT筛查参与率差异,并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对筛查参与率的时间趋势进行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LDCT筛查参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符合研究要求的肺癌高危人群35 672例,其中13 383例接受了LDCT检查,总体参与率为37.52%。LDCT筛查的参与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差异：最高和最低城市的参与率分别为38.47%和26.73%;2013-2014年的总体筛查参与率最低,为29.22%,2014-2015年最高,为43.30%（P<0.05）,且随着筛查年份增加,筛查参与率逐渐增加（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45～69岁、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既往吸烟、正在饮酒或既往饮酒、不经常体育锻炼、有肺结核史、有慢性支气管炎史、有肺气肿史、有哮喘支气管扩张史和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更愿意接受LDCT检查（均P<0.05）。结论 河南省城市肺癌高危人群的LDCT筛查参与率仍不高。针对本研究识别出的特定高危人群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在将来的肺癌筛查中提升LDCT检查的总体依从性。     

中国乳腺癌筛查模式探讨

乳腺X线（钼靶）筛查乳腺癌虽然在西方国家取得病死率逐年下降的实效,但是目前不断有证据质疑乳腺癌筛查的综合收益,包括钼靶检查造成的放射线损害和重复钼靶检查以及活检等造成的过度诊断问题。此外,筛查模式的不同（包括不同的筛查人群、不同的筛查方法,以及不同的筛查间隔）所造成的筛查综合收益评价的差异,同样也是引起乳腺癌筛查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本文阐述导致上述争议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合理评定筛查综合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改善乳腺癌筛查综合收益的可能途径。为了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乳腺癌筛查模式,决策者应综合考虑优化筛查人群、完善筛查技术、体现知情同意及探索个体化筛查模式4个方面问题。     

上海市虹口区社区妇女宫颈癌筛查现况调查

目的了解虹口区某社区女性宫颈癌筛查现况。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虹口区某社区本市户籍女性为研究人群,采用自行设计的自填式表格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该社区女性近3年宫颈癌平均筛查率为52．64％,筛查率在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收入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该社区宫颈癌筛查率较低,应首先在重点人群中广泛开展宫颈癌防治的宣传教育,提高主动参加筛查的自觉性。     

中国适龄女性乳腺癌筛查服务的可及性——筛查率及其构成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适龄女性乳腺癌筛查率及其不同筛查服务类型的构成。方法 基于核心文献、相关官方网站、项目或调查报告等,摘录现有全国性调查中女性乳腺筛查率数据并进行整合分析,对40~69岁及35~64岁组筛查率进行标化和比较(用2010年普查人口结构)。检索乳腺癌筛查服务类型构成(组织性筛查、体检及机会性筛查)相关期刊文献,分析3种筛查服务类型的检出文献量、单篇筛查人数中位数等,并以其为权重估算筛查服务类型的构成比。结果 共查到6次全国性的乳腺癌筛查率相关报道,其中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次(2013、2018年),中国CDC"慢性病监测系统"4次(调查起始年份分别为2010年、2013年以及2015年2次)。2015年中国40~69岁女性1年内、2年内和3年内的乳腺癌筛查率分别为16.9%、20.2%和21.4%。乳腺癌既往筛查率有所变化,40~69岁女性分别为2013年的21.1%和2015年的23.5%,35~64岁女性分别为23.3%和25.7%。选择2015年发表的期刊文献行综述分析,共纳入130篇,其中涉及组织性筛查、体检及机会性筛查的篇数分别占71.0%、23.7%和5.3%,估算2015年对应筛查类型个体服务量分别占总体的88.0%、11.2%和0.8%。结论 2015年中国适龄女性乳腺癌筛查率高于2013年,文献综述分析初步提示中国当下乳腺癌筛查服务类型以组织性筛查服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