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跃进”运动探微

“后大跃进”运动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又一轮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运动;“后大跃进”运动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洋冒进”、高等教育大跃进、交通建设大跃进等;“后大跃进”运动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它的长期盛行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防范它再度重演.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主要体现为:主观能动性被张扬为唯意志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被诠释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相对平衡论被理解为积极平衡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其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食堂是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在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而骤然兴起的"新生事物",是建国后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从1958年夏的普遍"大办"到1961年夏的基本解散,历时三个春秋,演绎了由盛到衰的短命历程.     

“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江苏省在水利建设方面开展了一场所谓梯级河网化运动。这场运动贯彻了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方针,成为高指标风、浮夸风和共产风肆虐的主要领域之一。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使全省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这场运动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分析“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运用传统的政治资源———政治动员方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以这种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并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大跃进＂政治动员产生了积极效果和负面效果。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地分析政治动员,还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起、持续和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大跃进"时期的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关于"15年普及高等教育"、"三结合、六并举"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一方面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数量规模方面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也使刚刚形成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受到极大中击,导致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它告诫我们现代教育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并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是合理的"规范化"制度运作.当前,我们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必须首先兼顾新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大跃进"年代的民歌与传统民歌的比较

1958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在继承我国传统民歌、民谣创作理念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拓延和创新,并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篇章,但由于特殊时代里创作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诗歌的创作传统,失去了诗歌这一文艺形式应有的社会功能.     

增强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

人们往往把“洋冒进”和“大跃进”作为比对参照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出自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比较一般都是停留在表征层面,即把“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土”与“洋冒进”引进国外设备和外债的“洋”进行比较,而没有对二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和比对。其实,“洋冒进”和“大跃进”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同点。     

大跃进时期的“赶超”思潮

“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经历的一场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当时,“赶超”思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头,逐渐由理性走向非理性,进而偏离常规的轨道。实践中,“赶超”之风愈演愈烈,最终走向极端。这场运动影响深远,教训深刻,时刻提醒人们不能重蹈覆辙,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提供了前车之鉴。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群体性运动与"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既有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也和运动发起的方式——公众群体性运动所固有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公众群体性运动的无意识、盲目性以及非理性等特性在"大跃进"运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大跃进时期“共产风”现象的历史解读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一平二调三收款”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危害甚大。它的产生根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大同”、“小康”、“均等”等思想,对其产生、发展并发生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是一场空想式社会主义运动。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中轴范畴。政治合法性一般在价值和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认可、同意和服从;在执政党建设中,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理性认同。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而且有助于推进政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时代诉求,是中共强化执政合法性的系统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次重大决策失误。超英赶美作为决策的总目标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错误地选择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房产税授权立法之“经济合法性”研究

经济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其中,实质合法性的向度由自然法传统所开立,其探求形而上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合法性即合乎正义;形式合法性的进路由实证主义传统所创生,其追求可核实的形式逻辑结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合法性即合实定法。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立点来检讨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形式合法性,该授权立法与中国实定法的规则体系显有未洽;从平等权实现的观察点来检视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实质合法性,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实质正当性低度自足。在中国形式法治的场境下,注重形式规则体系的权力规导功能,在尊重市民社会自然生长的基石上培育一个开放的公共意见交互平台,以期实现合法性两个向度的合意张合,堪为重构合法性的一个可欲路向。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