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概念研究

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工伤认定的性质为行政确认,行政权专属于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法院、仲裁机构没有工伤认定权,故无论是否参加工伤保险,发生了工伤或职业病都应当由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法院、仲裁机构同样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无工伤认定权,仲裁机构在劳动仲裁程序中无工伤认定权。本文依据现有的法律体系,确定了对行政权与司法权主管范围的划分标准,即实质性标准和形式性标准,并运用这两个划分标准对工伤认定的概念重新进行界定与分类,确认司法机构在仲裁、民事诉讼中有工伤认定权。依据这个划分标准,对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认定的概念、特点、主管范围进行了界定,为工伤赔偿案件的程序简化提供了依据。     

那些被“误解”的工伤

最近,有媒体报道公司业务员为了谈业务,不惜喝下2斤白酒,最后喝出了胃穿孔并住院治疗。业务员疑问自己的情况是否属于工伤赔偿范围?还有女子上班期间造成了流产,能否认定工伤?亦有长期伏案工作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能否认定为职业病?类似这样的疑问很多,对于现实社会中花样翻新的各类工伤申请能否得到认定?工伤认定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法律又是怎样看待职业病的呢?本     

错过工伤认定后劳动者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7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一般条款之立法思考

工伤认定一般条款是指规定工伤的法律概念或者对工伤进行抽象的、概括的规定的一种具有普适性、开放性的法律规范,是认定工伤的一个基础性条款。工伤认定一般条款的开放性使得工伤认定一般条款得以发挥填补法律漏洞,保证法律的安定性,节约立法成本及实现个案正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恰好能弥补我国现行工伤认定范围的列举式立法模式的不足。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国际劳工公约及建议书中关于工伤认定一般条款的规定,建议在我国工伤保险立法中增设工伤认定一般条款,并通过三个规范要素具体设计该条款。     

浅析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法律适用问题

随着当事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已经成为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难点问题,笔者从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事实证据的认定、工伤认定法律适用问题、工伤认定中程序瑕疵的审查处理和裁判方式入手,阐释了人民法院在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过劳死”之职业关联性疾病救济进路

近年来,“过劳死”作为一种新型职业伤害已愈演愈烈,但其法律救济却迟迟难以到位,仅有“48小时条款”可在狭窄的空间里为其提供有限的补偿依据。因要件设定上的偏差,该条款对大量具有紧密工作关联却超出“48小时”限定的“过劳—发病”案型仍束手无策。此时,诚可以比较法经验结合我国职业病救济之本土实际来探寻合理出路。首先,可通过“视同”法绕过保守、封闭的目录体系,将其作为扩展型职业病(职业关联性疾病)纳入工伤保险;其次,在程序上,则可考虑绕过纯医学模式的职业病诊断和鉴定,将其置于侧重法律判断的工伤认定环节加以考察和评价。最终,其补偿仍取决于工作因果,需在导致发病的工作性因素与非工作性因素间做出谨慎权衡,以前者至少不弱于后者为前提,适用工伤补偿。     

北京,立法支持见义勇为

1985年12月14日夜,北京市某运输公司职工邓福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一车祸现场,在场的交通民警希望邓福民协助抢救伤员。邓在抢救伤员时,被过路的汽车撞伤,后经医院诊断为“脑挫裂伤,脾破裂,颅内血肿”。邓福民认为,自己在上班的路上见义勇为而负伤,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应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但是他所在的单位一直不为他呈报工伤,工伤得不到认定,1994年北京市海淀劳动局经仲裁认定其为工伤并鉴定工伤7级。但是其单位仍不予理睬,于1998年单方终止了劳动合同,邓福民的生活陷入窘境。邓多次走访有关部门,得知北京市劳动局工伤处对他的伤情未给予工伤认定,也未出具不认定的书面意见。北京地方新闻媒体就此事做了报道,许多热心读者对邓福民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今年1月3日,邓福民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北京市劳动局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责任,赔偿经济损失。4月24日法院下发判决:邓福民多次向北京市劳动局申请认定工伤意愿,作为企业劳动者工伤认定的行政主管机关的郑州市劳动局应履行法定职责。见义勇为者终于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工伤及其范围与认定

工业革命以后,普遍采用了机器生产,生产中的不安全、不卫生因素大量增加,使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遭到较大威胁,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增多。这给劳动者本人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使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为了分担风险,确保工伤劳动者本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我国也不例外。下面我谈一谈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中的工伤及其范围与认定的问题。 　　一、工伤和工伤保险 　　工伤,也称职业伤害,指职业危险因素给处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造成的伤害,包括急性伤害和慢性伤害。急性工伤即…     

司法行政信箱

95．职工工伤如何认定及如何取得法律救济 问：我是成都市某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我在办理工伤职工法律援助案件中发现有的企业为减少开支，不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发生工伤事故后，该企业因不能从保险机构获得保险支付，就拒绝对工伤职工进行工伤认定，防止工伤职工依据工伤结论向企业主张工伤待遇。     

试论职业病职工工伤医疗待遇起算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同时也处于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期,工伤问题严重,职业病危害形势严峻。科学合理地界定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对职业病患者承担的责任,对职业病职工的保护是大有裨益的。本文从案例着手对职工从被诊断病情之日起至该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期间能否享受工伤医疗待遇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粗浅见解。     

劳动工伤认定案件的司法审查

近年来,涉及民生问题的劳动保障行政争议数量逐年上升,劳动工伤认定作为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近年来的行政争议重点,案件总数在行政诉讼中名列前茅。由于劳动保障部门在劳动工伤认定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规定和现实生活情况的复杂性,致使劳动保障部门与审判机关在对事实的认定及法律认识上具有一定差距。现就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以下     

死亡的新概念——脑死亡

对死亡的正确解释在法律上极为重要,它影响到遗嘱的争执、保险的索赔、工伤死亡的抚恤、脏器移植以及杀人案件的认定等等.因此,认定死亡的问题在司法上非常重要.     

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关于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迅猛增长,成为行政审判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该类案件的主要法律问题有:适用范围不明确;法律冲突现象突出;对认定条件的理解不一致;在诉讼程序方面有所冲突,等等。对此,有关部门首先应当完善法律规定,统一处理标准;同时,可以考虑将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定性为一种证据,由法院在因工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予以审查,此类案件主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浅论工伤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工伤认定是职工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工伤范围的认定、工伤的认定标准以及认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关于工伤认定的范围我国采取的列举式,但这种方式存在操作难,挂一漏万等缺陷。由于认定过程中要有主观判断的运用,存在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     

对两岸间渔工工伤赔偿纠纷解决比较浅析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法律规定下,就大陆渔工赴台工作发生工伤赔偿纠纷时所碰到的如下问题进行探讨比较:(1)渔工与船东、劳务派出机构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2)渔工与船员法律地位有何区别;(3)此类纠纷应当由何地法院管辖;(4)此类纠纷应当如何适用;(5)工伤死亡赔偿项目及标准有何不同等。     

取消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伤害工伤认定应慎行

国务院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送审稿)》,拟取消职工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补偿、民事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补偿对受害人的保障各有利弊。工伤认定过程中的操作难等属于法律适用的技术性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均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属于工伤。我国应保留并完善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规定,且宜将上下班途中界定为在合理的时间内、经过合理的路线;非机动车事故伤害亦应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采用补充模式保障受害人获得完全补偿(赔偿),同时赋予工伤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对交通事故加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     

浅析《工伤保险条例》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在对工伤职工的保护和分散用人单位风险上是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规范了补偿标准、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和简化工伤认定程序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从实践来看,在工伤认定、工伤事故调查、工伤待遇的落实等方面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必须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细化司法实践操作来解决现有的问题,从而推进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法律问题研究——以西宁市甘河工业园区农民工为视角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的往往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高危职业,农民工在工作中发生危险事故导致工伤的概率相对较高,工伤事故赔偿问题、职业病困扰着农民工群体。但是在我国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在实践中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维护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解决农民工工伤赔偿、职业病医疗问题是该文探讨的重点。     

工伤排除规则重构:从过错到因果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以及第16条均以劳动者过错因素作为直接的工伤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40号指导案例亦采用以无过失为起点的推理逻辑,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过错替代工伤因果关系的刚性规则。工伤排除规则中的过错责任是工伤保险演变的"胎记",与工伤定义并不协调。为防止个人行为或自愿行为具有可责难性成为排除工伤认定的一般规则,进一步周延工伤定义的理论以及完善工伤法律制度,应在因果关系判断中考虑劳动者过错。当劳动者过错足以改变行为(不再是工作行为)的性质时,方可排除工伤认定。在逻辑上,工伤认定规则中的因果关系应该具有周延而完整的解释力。     

职业病诊断立法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职业病诊断程序立法完善问题已引起理论和实践的广泛关注，本文选择现有研究尚未深入研究的有关职业病诊断立法中涉及到理论问题予以初步探讨，包括职业病诊断的法律性质、诊断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之间关系的界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