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探究——以深圳市L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居民之间的关系趋于疏离,生人社会逐渐形成。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社区治理走在全国前列,居民依托社工机构积极孵化创建一批社区组织,并鼓励其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之中。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法对深圳L社区进行实地调查,该社区老年协会作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社区组织,在诸多社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分析社区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其作用与困境,最终从个人参与、社区主导、政策倡导方面为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出合理化建议。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测评

社区建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社区服务与管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是否发挥了其作用，直接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于居委会服务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盛行于商业服务质量评价SERVQUAL模型应用到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的评价研究中，并基于该模型制作了居委会服务质量调查问卷，以贵阳市M社区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从5个层面23个指标对以上三个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同时，对5个层面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得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服务质量的期望值、实际感受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目的是为改进、改善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提供可靠性的意见及建议。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研究述评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基层社区内形成民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治理以居民自治为主、多方参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整理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研究文献,从主体视角和机制视角分析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现状。概括了党政机关、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居民自治中的不同作用,分析了社区居民自治中政治机制、法律机制和文化机制的作用。目前的居民自治研究主要从宏观着眼,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指明了道路,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并不多。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城市社区服务业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它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以街道、居委会和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     

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

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过度行政化对其自治性造成的挤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对居委会是否具有自治性多持否定意见。我们通过观察南京市鼓楼区几个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尽管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依然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作为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行动者,在受行政力量掣肘的同时,也在力图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向民性,居委会的自治性明显在成长。并且,兼有＂官-民＂二重性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作为自治主体的行动策略;而社区议事园这一社区参与机制,则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政府从诸多社区管理事务中不断后撤,又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组织意识培育: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理路

意识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人的行为有着积极能动作用地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组织意识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是指人们自发自觉组织起来的愿望和心理状态,是人们“组织起来”的前提和向导.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社区”逐渐替代“单位”,成为社会的细胞,社区管理也随之成为城市管理的主题之一.社区管理的取向是走向公民治理,而社区居民自发组建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则是实现公民治理的关键,这就需要居民具有较强的组织意识和能力.但通过整理和分析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的有关数据发现,居民的组织意识是淡薄的.而“传统文化”、“没有经费”及“登记注册难”则是导致居民组织意识淡薄的三驾马车.为此,需要从居民思想意识出发,清除阻碍因素,形成强烈的组织意识,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地新篇章.     

资源互赖视角下的青年社区参与——基于对X社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三阶段的调查

如何促进青年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是关系到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青年的社区参与并非仅是微观的个体选择，亦与宏观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从外部环境与内在选择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X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常态和反弹三个治理阶段下青年居民组织的发展进行追踪分析，研究发现，建立并维护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资源互赖关系是实现青年长效社区参与的关键，而青年居民在社区参与中增进的团结与信任能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进而推动社区发育的进程。     

从上海实践分析居民自治的环境和路径

上海居民自治的大量活动案例表明,组织化、项目化、个案化是其主要的阶段性特征。如何将局部的、阶段性的自治典型案例,朝着普遍的、覆盖社区生活全过程的方向推进,是当前完善基层治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求。近期现实可行的增强居民区自治功能的主要对策,一是将社工站的职责定位为协助居委会开展自治为主,而非承接行政事务为主,减轻居民区工作班子的过重负担,并改革对居委会的考核机制,形成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开展自治的外部环境;二是提升居民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区分不同性质,吸引更多具有组织协调和宣传动员能力的居民,通过选举或聘用成为居委会成员或专职党务工作者、社工,形成能够普遍有效组织居民开展自治的工作骨干队伍;三是有序培育社区服务型的社会组织,给予居民区楼组、社区文体活动团队、社区公益型社会组织进一步的支持,夯实居民自治的群众基础。     

转制社区治理结构的制度分析——以广州市天河区A村为个案

以A村作为转制社区研究对象,通过实践观察,发现转制社区存在着公共服务短缺、集体企业转型受阻、居委会工作本末倒置、居民身份认同模糊等问题。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揭示了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的存续、资源依赖关系的强化是制约转制社区与城市社区接轨的主要原因。因而建议改变路径依赖,重构新型的社区治理结构,增加政府有效制度供给。     

“数字化社区”功能设计及典型应用

＂数字化社区＂是政府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服务,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社区范围内为政府、居委会、居民和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和机构,搭建互动网络平台,建立沟通服务渠道,从而使管理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质,最终使居民满意。     

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网络虚拟社会正以其信息多元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社区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上海市6区15个街道(镇)39个社区(居委会)的实证调研表明,虚拟社会在丰富上海社区治理资源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的"参与式社区自治"难敌现实社会的"任务型社区自治";虚拟社会呼唤社区治理"崇尚自由"与现实社区治理强调"建构秩序"难以实现有机均衡;虚拟社会期待社区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却遭遇了现实社区推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为此,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明确的思路是:坚定一个模式——协商合作而不是"独自打保龄球";明确一个原则——强化政府对社区的有效治权而不是无原则的屈从"民意";正视一个态度:积极正视而不是有意回避网络社会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尊重居民情感和地位,畅通网络民意渠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自觉、自主、自治的网络舆论平台;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完善社区网络预警及保障体系;重心下沉,努力探索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张明亮直面社区民主

记者:民主、民主、上个世纪初精英人士突破重重阻力喊出了这个口号。80多年过去了,精英人士的呐喊在农村这个社会文明传播、发展相对缓慢的地方得到更多,更具体的体现,而文明、文化传播较快的城市却相对滞后,请问张司长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在城市基层推行民生、实行居民自治应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居委会组织法》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居民自治也是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基层民主经验住城市社区建设中值得借鉴。     

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

本文把某些城市社区居委会有选择地采取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乃至欺骗的办法应付上级派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现象概括为选择性应付行为。通过构建街道办(政府)、居委会、居民三者间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可能发生加以解释:一方面,居委会组织内部人力、财力、权力、时间等资源的极度短缺,造成了居委会协管能力严重不足,作为"弱者",居委会只能以应付的方式来抵触上级政府的超负荷压力。另一方面,在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的行政环境下,上级政府尤其是街道办事处迫于向居委会寻求政绩支持的需要,默认乃至容忍了后者的选择性应付行为;而辖区居民受经济理性的影响,只关注居委会能否回应和解决居民事务的基本诉求,对于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如此,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便有了重复发生的生存土壤。     

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自主性空间。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街道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深层原因则在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因此,仅仅依靠改革居委会的运作模式来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性,使其能够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组织”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广州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研究

社区组织的建构,关键是要打破高度行政化的“街居制”组织格局,培育现代网络型“社区制”组织体系。其中,从可行性策略看,把居委会当作社区建设切入点与重头戏,进行传统居委会改造,以实现居委会向自组织的彻底转型。同时,政府在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上,建立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并营造出既有政府授权、又能提供各种管理服务的,包括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多元非赢利民间团体、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形成的社区组织体系。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类型解体后,取而代之以"街居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力类型从单一转向多元。如何在多元化的权力碰撞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值得考虑。有必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权力的作用、社区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组织的定位、居民委员会的性质进行分析,就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提出建议。     

资产为本理论在社区中的应用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资产为本,强调由社区拥有的资产或优势出发介入社区,而不是由社区需求和问题来介入;二是内在取向,强调社区居民自身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三是关系构建,强调居民和社团之间的接触,以及各种网络关系的建立。关于社工在社区团体关系构建中的作用,我以佛山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罗村街道开展的“睦邻社区服务项目”为例进行介绍。一、项目背景罗村街道是佛山市南海区下辖的一个街道,是全国城镇社区建设的示范街道。自2007年开始,该街道居委会设立社工岗位,引进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督导服务。同时,一些本土化社工机构也进驻罗村街道,开展社区实务的探索。因此,居民对社工有广泛的认识。     

社会工作方法在居民自治中的运用

社区居委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社会意识的提高,居委会现有的角色和自身能力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加的新需求,居委会工作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亦逐渐新颖化、特殊化,不能依靠老办法、老思路去解决.在做居委会工作时,我们是否也能借鉴和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呢?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居民自治工作必须同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理念相结合,通过协调各方,充分挖掘社区内外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及居民的需求,适应时代发展.     

长沙市天心区：探素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井社区公共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天心区首个挂牌的服务站。服务站成立之后，天心区将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行政性事务从社区居委会分离出来，居委会重新回归居民自治。     

论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转变治理理念、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核心引领作用、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高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文化教化水平,才能在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上不断创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