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分析

人大监督功能严重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本文不仅分析了人大自身运行机制的因素,而且着重从人大监督制度的理论立足点、经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剖析。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如何认识"议行合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对“议行合一”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性和代议机关权力的至高性。从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在“议行合一”的第一种含义上来讨论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议行合一”说争论的实质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我们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存在着不少弊端,又有其显著的长处。因此,我们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要在改革中保持并发扬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势。     

“议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

“议行合一”会对司法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 ,由于“议行合一”将司法权视为行政权的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司法权行政化的弊端 ;其二 ,“议行合一”试图将民主原则、民主程序贯彻到司法中来 ,违背了司法权的本质规律 ,使得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得不屈从于波动化的民意 ;其三 ,根据“议行合一”原则及其观念所设置的由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政治责任、由人大选任与罢免法官、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与质询权等一系列问题与审判独立的原则也有不相容的嫌疑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检察监督弱化成因及对策分析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检察监督弱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指出必须提升对检察监督的理念确信与制度确信,强化其职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大监督要给力

正人大监督要把预算监督作为重点,管好人民的"钱袋子"。就人大监督来说,这几年在监督方式上有一些创新,比如专题询问、满意度测评等等。但总体上,人大监督的实效不明显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存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人大自身,而是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就当前来说,除了监督方式上的创新,还要突出重点,把重心放到预算监督上来。为人民管好"钱袋子",也就管住了政府的     

论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

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其功能在于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张力。议行复合结构主要由两类议行关系构成：一类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一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在前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这延续着议行合一的形式;在后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不从属于常委会,这可谓对议行合一的超越。在议行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则承担着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职能。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出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论个案监督应当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在个案监督的过程中,地方各级人大既应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又要注意处理好地方各级人大与各级党委的关系,正确认识、处理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妥善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使人大个案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关系协调起来,形成监督网络,加强监督的合力,确保个案监督良性、有序运作。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人类实施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因素,利益表达是利益实现最首要、最重要的环节。利益表达作为立法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决定了立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行政立法中畅通的利益表达,能够缓和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监事会作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的监督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的独立董事制度与现有“二元模式”下的监事会存在兼容性,并能实现“功能性互补”,但其功能的发挥还需要立法上的完善和制度所需环境的培养。     

试论我国经济犯罪中资格刑的配置与制度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有多发趋势。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变化性、复杂性、图利性的特征,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除了具有上述特征以外,还体现出身份性、隐蔽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等特征。由于经济犯罪具有上述特征,有针对性的增设新型资格刑,即禁止经济犯罪人从事一定的职业、行业或者商贸活动的资格,以遏制经济犯罪的多发趋势是必要的。     

推进行政改革·打造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行政管理改革创新的背景、趋势、重点和界限

我国行政管理新举措层出不穷且争议甚多,诸多典型案例暴露出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必须克服戴旧眼镜看新事物的现象;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创新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科技革命影响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的,其基本趋势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走向柔性管理、高效管理和方法创新,重点是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发展;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应坚持法治原则和实践标准等基本界限,防止借创新之名行营私之实;要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以宽容和冷静的心态来对待当下的行政管理新举措及其争议,以打造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因素开始推动法理学和法律本质理论向前发展。法学界围绕法律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对法律本质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力图论证法律本质是正义性、阶级性、社会性和物质制约性的统一,主张用马克思关于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相统一的原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互关系的原理、法与法律关系的原理来深化和发展法律本质理论,建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集自治性与开放性于一体的法律本质理论体系。     

市场经济与法治伦理的契合:商法伦理机制论纲

法治和伦理是共同承托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互相依存、彼此渗透的巨轮.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法律规范总和的商法.不但具有强烈的技术性特点,而且同时也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性特质.频繁发生的商业欺诈行为和愈演愈烈的商业失信行为,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既往的商事立法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过分偏重技术性规范并非是完善我国商法制度的唯一途径.我国未来商法制度的构建,不但要考虑通过强化法律规范设计的合理性从而提高商法制度的竞争力,而且还必须充分关注商法制度所赖以建构和运行的伦理基础.只有将商法的技术性规范和商法伦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奠定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基石.     

论公司经营范围的准确定位

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组织,必须以其组织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为基础进行经营活动。传统公司法中,对超范围经营活动,法律赋予其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变,经营范围的绝对性受到了质疑。本文分析了经营范围的功能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用相对无效原则。不将其全盘否定,放宽限制,给公司充分的经营自由,同时兼顾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罪刑法定主义的哲学视域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来自于探寻其生命源泉。英国1215年《大宪章》与罪刑法定主义之间的联系被过分夸大了。罪刑法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其政治条件一个是政教分离,一个是王在法下。罪刑法定主义仅仅立足于民主主义是不够的,还须立足于立宪主义,其根基在于人的尊严和自治,而其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