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触到遏制?美国后冷战时期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探析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导向战略转变的背景下,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存在何种运作逻辑”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既有研究基于不同分析视角,形成了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略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和领导人特质论等不同的解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然而,现有文献普遍存在的单一变量问题,使其尚未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这一重要议题上形成较为完整的因果机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有效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逻辑的解释模型,从中美之间的权力位势差距和美国对华的单边战略定位两个自变量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变化与美国对华采取的“修正式”与“现状式”单边战略定位是共同诱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物质维度与认知维度变量。其中,单边战略定位扮演着“安全阀”的角色,调节着中美战略利益兼容性的高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强度,形成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种不同强度的战略形态。     

百年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逻辑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和平与动荡交织并存，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近年来，美国日益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竞争趋势逐步增强。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霸权焦虑。随着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正当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与美国尽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实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产生矛盾。霸权焦虑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战略竞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时期得到全面加强，通过联盟战略聚焦于经贸、科技创新、军事与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     

试析民国时期德、美驻华军事顾问团之间的差异

1928－1938年间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与1946－1948年间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同为军事顾问团,但他们在人数、活动及其与本国政府的联系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这些差异不仅源自两国国情的不同,更决定于两国不同的对华战略。由于德国对华战略目标比美国要有限得多,德国军事顾问团在规模上小于美国顾问团,德国政府对于顾问团的控制也比美国要松散得多。而华盛顿不仅通过中美政府间协议牢牢掌控着了顾问团的一举一动,垄断了中国对外军事合作事务,还借顾问团加强了对南京政府的干预。     

美国对大陆、台湾关系"双提升、双施压"及其战略思维冲突

“双提升、双施压”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对华对台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判断，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以及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不同的战略思维传统导致不同的对华战略。     

美国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与对华新战略

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主要内容，继而剖析了报告中的两个新关键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两面下注”，并对“两面下注”的美国对华新战略进行政策解读，最后提出对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展望。     

美国强化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海域态势感知是美国国家安全和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美国积极推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参与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在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布局也呈现诸多新的特点,包括地理范畴上从聚焦东南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拓展、抓手上从偏重军事安全向打击非法捕鱼转向、力量运用上更加侧重海岸警卫队。美国相关布局将提升其对中国的海域态势感知优势,为其强化对华海上围堵、搅局印太海域治理、离间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提供便利。     

大国战略竞争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走向

随着亚洲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崛起步伐不断加快,美国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将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亚太地区。美国政府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认知的变化,即逐步将中国视为是“竞争者”“头号竞争者”“战略竞争者”甚至是美国的“威胁”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美接触、合作、竞争让位于中美竞争、战略竞争和一定领域的有限合作。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新任总统民主党人拜登不仅没有回归中美全面接触战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甚至更进一步地全面深化了中美竞争。了解这一战略变化对于我国如何应对尤为重要。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探析

“9·1 1”事件以后 ,中美关系呈现出缓和的发展迹象 ,两国合作和接触的层面似乎也在逐渐增强 ,这是否说明布什政府一反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 ,试图改变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了呢 ?本文通过“9·1 1”事件后美国对华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来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本质 ,即美对华仍然是“接触”和“遏制”两手并用 ,美国从未放弃过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分析(1983—2000)

与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有所不同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其自身的特征。根据 1 983— 2 0 0 0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 ,有关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模型应该引入政策变量因素和汇率因素。经修正后的模型显示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动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开放性、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水平这几个主要因素所决定。中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异对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有重要影响 ,但不如一般理论模型所显现的那么大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受中国国内需求变动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准入逐渐扩大和现行汇率水平的前提条件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仍会继续保持扩大趋势     

美国为何对华续惠?

今年5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终于宣布了继续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决定。美为何要对华续惠呢?原来,它也有苦衷。如取消对华景惠国待遇,受害的将不仅是中国,美国的利益也将受到巨大的损害。 如美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产品进入美市场的关税将平均上涨50％,中国对美出口每年会损失150亿美元左右。但是,美国所受损害不会比中国小。首先,出口工业将会受到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今年5月发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