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すみません”的丰富内涵

＂すみません＂是日本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寒暄语之一。经常用于道歉、道谢及请求他人帮忙等各种场合。特别是在表达说话者的谢意时,其内涵尤其丰富,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可以用＂ありがとう＂替代的。其内涵随语境变化,外国人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似是而非,造成误会。因此,本文整理归纳了＂すみません＂的不同内涵及其主要使用场合,以期能对其他日语学习者有所启示。     

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软权力”运用论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灵活运用“软权力”,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通过增进共同价值观,扩大文化吸引力,打造“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手段,日本拓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事务发言权,改善了国际形象,为走向政治大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幽玄"是日本古典文论中借助汉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概念和美学范畴,至少在公元12至16世纪约五百年间,"幽玄"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也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那么"幽玄"则是通往日本文学文化堂奥的必由之门。"幽玄"概念的成立主要是出于为本来浅显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寻求一种深度模式的需要,以此促使和歌、连歌、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幽玄"是日本贵族文人阶层所崇尚的优美、含蓄、委婉、间接、朦胧、幽雅、幽深、幽暗、神秘、冷寂、空灵、深远、超现实、"余情面影"等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于能乐等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

“无赖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坛上一个重要而富有特性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日本社会传统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它社会“正统”观念给予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Ｂ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不正义战争所造成的恶果的严重性。同时，“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主体性回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日本“新民族主义”剖析

日本的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恶性膨胀 ,脱离了理性的轨道 ,最终走上了军事扩张的歧路 ,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令世人忧虑的是 ,自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 ,日本社会又滋长了一股强劲的“新民族主义”浪潮 ,对日本国的社会走向与对外关系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活动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国家间的冲突逐渐激化,甚至引发了局部战争。日本为了实施其依据对华文化政策而推行的教育、文化事业,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成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环,中国教育、文化界对"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活动进行了强烈的抵制,由此衍生出许多冲突与摩擦。通过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及其在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上所开展的活动梳理出脉络,并搞清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对"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态度和立场。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会体系试探

发生在 1 92 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途中 ,日军出兵屠杀中国军民的“济案” ,以往研究中大多将之简单地归诸于日本阻挠中国统一 ,挑起中日冲突的恶例和暴行 ,本文则充分利用国外档案馆的外交文献资料 ,将此案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英、日主要列强在中国和远东争夺的国际大格局之下 ,对引发这起惨案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进而对战后至“九一八”期间 ,远东和平逐步丧失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 ,美、日、英在华利益难以协调、冲突加剧的原因 ,以及最终导致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变的根源作了分析和透视。     

日本的“中国制造”与反倾销

本文从中国外贸发展迅猛,制造业增长很快的情况,论述并分析了在日本的“中国制造”以及面临的问题。分析了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浪潮应该采取的态度及应对策略。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徽”与“徽州”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对“徽”字作了考证。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竟然是一块绑腿布。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徽州”这一地名的来历,是宋徽宗要将这个美好的文字赋予歙州这块地方,还是他对于方腊起义之后的这一方土地命名另是深意？     

论日本传统文化中“神道”与“皇道”的结合

日本的"神道"与"皇道"是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实现结合的.其中,"神道"在其对抗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以至成为日本民族的"大和魂",其核心就是"尊皇爱国".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     

简析达赖集团在日本的“藏独”活动

达赖集团与日本建立关系较早，自从上世纪后半期，在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本成立各种“藏独”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的“藏独”活动。其中，达赖以宗教为幌子，频繁出访日本，拉拢和串通某些政要、议员，并以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名，肆意歪曲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到处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问题”等等，是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致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日本不仅成了达赖讲经授法的“福地”，而且也变相为他提供了一个阐述“西藏问题”立场的讲坛，“西藏问题”已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危机”与“生存”谈起——浅析日本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危机教育是日本教育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是它自身的国情所决定,但同时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却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日本教育中对外国教育的吸收,实用主义教育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日本的“回儒”研究

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1925年发表的《明末清初的回儒》文中,介绍了明末清初的“回儒”的略传及其“回教文献”,对“回儒”名词给予最初的解释。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回儒”概念出自于当代学者之手,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位学者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笔者为了尝试弥补此方面的学术不足,在本文中,初步把日本的“回儒”研究作为对象,以“回儒”概念的提出之问题、桑田六郎及其“回儒”研究、“回儒”研究的＇-3今动向等几个内容来进行了概述,并加以简单的评价,是为了今后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回儒”概念做初步准备工作。     

近代日本的“理想国家”论———谈柏拉图《理想国》吸纳的意义

从近代日本与西方哲学相遇表现出的两个特征出发,并以“理想国家”论为原点,探讨近代日本在建设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接受柏拉图《理想国》的过程,围绕柏拉图《理想国》的接受问题,试图验证西方哲学所发挥的正负两面性作用给近代日本带来的影响     

日本“开国”进程的历史考察

19世纪中期，在欧美列强的威逼下，日本被迫解除国禁，实现了“开国”。日本的”开国”是以西方的冲击为契机，以文化“开国”为先导，以政治、经济“开国”为尾章。这一进程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为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选择与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