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75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环境-经济双重红利效应的理论依据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该效应会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呈现边际递增的规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会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倒逼企业创新、促进公众消费及人才流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00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对来自环境规制强度的脉冲响应值均在短期内出现了正负交替状态,但长期存在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基于陕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依据陕西省1985-2007年污染物排放指标和人均实际GDP指标验证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结论为:环境EKC基本存在.环境与经济发展权衡导致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又呈现产业特征.基于此,进一步对陕西省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第一产业产值问不存在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但其是第二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产值变动是环境治理投资变动的Granger原因.表明陕西区域经济要取得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需从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等多方面优化调整.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基于环境管理的经济增长模型

与Ramsey(1928)经济增长模型不同,本文在效用函数中引入环境质量,讨论了以政府花费形式的环境管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动态最优化方法,运用Pontryagin极大值原理,得到一个三维系统,分析了系统的稳定性,导出了政府花费、环境管理的效率对均衡的环境质量、资本存量和消费的影响机制。     

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总是受到某些资源的稀缺性限制。因此,如何安排好生产、消费与投资,在经济生活中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试图说明社会应当怎样安排其生产、消费和投资,以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并给出了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的方向。同时,也说明了消费增长过度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结论。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

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均衡点的存在性影响.模型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加快经济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经济系统中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一个富裕的国家亦可以变穷现象,即制度的逆转.     

山东经济增长模型与要素分析——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综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后选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四个重要模型即新古典增长模型、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公共支出模型逐一分析检验,认为研究山东经济增长应当以Romer内生增长模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山东经济增长除具有资本推动这一主要特征之外,城市化进程的贡献也比较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人们的期待并不相符;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目标,国际化对经济增长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基于扩展(Lag-Augmented) VAR 模型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着迷的话题。学者们也一直在为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理论基础,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实证检验,通过对以往实证文献的评述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文章选用扩展的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国防支出的单项因果关系。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根据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利用中国各省1991～2007年物流发展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物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物流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两个变量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两个变量仅存在物流对经济增长单向的Granger原因。     

中国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何时出现?——基于基尼系数的预测

通过对1978年以来的基尼系数和调整后的人均GDP数据的拟合,可以看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很好地验证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假说。通过对拟合方程的估算,预测中国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大致出现在2010--2015年的时间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