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诗性精神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受戒》复出文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追求“散文化”、“诗化”风格，他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诗性精神，具体表现为用诗性语言营造诗意的氛围，并融入了作者诗意的人生审美态度。汪曾祺小说中的诗性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性语言，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的风俗画这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汪曾祺小说在诗情画意的中和之美中对笔下人物采取了诗性的关注态度，这就确定了汪曾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诗性文化与世界发展的主体条件——兼论中国文化的重建

要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逻辑和历史上已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客体出发的"理性"方式,通过研究和利用自然规律,以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二是从主体出发的"诗性"方式,在启蒙个体欲望的同时又较好地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尽力避免使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从当今世界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看,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诗性生产生活方式是真正可持续的和面向未来的,"求正容变"应该成为重建中国诗性文化的正确态度和选择。     

理性与诗性的融凝——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探析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理性与诗性是能够融凝一体的思维方式。诗性之思的缺位,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成效。而空有诗性之思,没有理性之思的指引与规约,思想政治教育则缺少了科学性,学科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既具有理性思维惯有的特性又内蕴人文关怀,能够与诗性之思相融凝。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指导,又离不开诗性之思的启发,二者融凝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健康长远发展。而诗性之思与理性之思融凝的契机,则指向生活世界。     

试论田汉早期诗性悲剧的美学观形成

本文针对田汉悲剧美学观的诗性特点,探究其渊源形成:首先,剧作家独特的悲剧诗人气质是接收和形成诗性悲剧观念的首要原因;其次,田汉独特的艺术美学是重要原因;最后,悲剧哲学是田汉早期悲剧达到深广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主要原因。他的悲剧抓住人类固有本质的内在运动,呈现出生命的感性诗化形态。     

论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

新诗语言问题的症结,主要在汉语诗性的失落。从诗歌革新到建设,几乎都尚未自觉进入现代汉诗语言艺术视阈,诗坛领军人物的某些观点是有负面影响的,需要我们对新诗意识进行反思,重新认识新诗。新诗的汉语形式本体意识的确立,旨在汉语诗性智慧的开发,并立足“源头活水”,激活和拓展汉语表现的崭新空间,达到现代生命诗意的本真实现。     

论诗性美学的阐说方式

美惟有在诗性本源中方能直接呈现。诗性美学的阐说方式即是美的现身方式。它类似于文学写作，但又不等于文学写作，而是有其特定的学理性。这一阐说方式可大致表述为：一种在本体语境下概括性的形象化写作。     

诗意红楼－－试论《红楼梦》的诗性本质

小说<红楼梦>是中国诗性思维在小说中的集中体现,与诗呈现出一种血缘的关系.<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抒情性、感伤气质和典雅风格,无不体现出与诗的内在一致性和诗化的美感追求.     

于坚散文的诗性精神

于坚作为新生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其口语化写作已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他在散文创作上对诗性精神的坚持和建立,为当代散文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民间写作立场的坚持,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矛盾冲突的焦虑,使他的散文充满了自由、浪漫而不飘浮的诗意,为当代散文拓展了表现空间,也使他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进程中有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罗密欧与朱立叶》与《雷雨》诗性语言对比

《罗密欧与朱立叶》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剧作,《雷雨》是曹禺成名之作,两部作品在语言上都充满了诗意,本文通过对这种诗性语言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挖掘内在的审美价值。     

众声喧哗中的“为人生”——前期文学研究会作家文学观念的差异

前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其实该会作家无论是在文学本体论、文学功用观,还是在创作上都表现出了诸多鲜明的差异.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最重要的鼓吹者茅盾和郑振铎那里,也是如此.     

20世纪“十七年”时期女性文学的尴尬处境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所以作为文学一翼的女性文学始终没有被另提别论,以至有人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通过戒除时"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方可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社会生活和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正视它所内蕴的女性主体意识明显缺失的不足.     

默会知识:对言不尽意的一个知识论解释

"言不尽意"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宗教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命题。"默会知识"理论为这个传统命题带来了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现代知识论的解释。个人的默会知识,特别是对事物本质的整体性领悟是不可言传的,但它类似技艺却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承。在"道论"这个传统文化的知识信托框架中,"言不尽意"是其一部分,并已成为一种上层知识。通过区分事物的存在与本质、本体与属性,我们区分了对道和意的直接言说和间接言说,而为了实现更充分的"尽意",则可以采取补充语境、形象辅助、诗性语言、指明线索等间接方式实现对语言局限性的克服。     

都市文化学视野中的古代罗马与建康城

古代的罗马与建康城,曾被誉为人类"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实际上,它们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双星闪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城市文化结构.这两座城市分别为西方和中国留下了两种典范性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城市帝国"和"诗性都会".     

论萨特的“介入文学”

萨特所谓"介入文学"的重要美学观点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介入就是揭露,揭露就是要改变.在萨特看来,写作就是要求自由,只要开始写作就已经介入了;阅读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项豪迈的协议,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以便使他的作品存在,读者的自由也反过来召唤作家的自由.萨特不仅将其狭义的"介入文学"的概念扩展为广义的"介入艺术"的概念,而且提出了"实践文学"和"整体文学"的概念,前者表现出萨特越来越强调实际行动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是指未来理想社会中将会产生的一种理想的文学.萨特整个美学观所依据的基础和高扬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最高本质或最高价值--自由.     

诗性正义的实现——从刑法学方法论角度探讨

文学作品与刑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适用终端均为社会中的人,二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具有同源性,均为社会制度与人类意志、行为之间无穷尽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多样态的矛盾和冲突,刑法以抽象性原则、强制性规范予以调整,而文学却以多元的视角、敏锐的触觉深刻再现了矛盾和冲突的萌芽、发展和激化,着力于探索其形成过程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二者于方法论层面存在者隐性融合和交叉。文学可以将刑事古典学派、规范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有机融合,拓展刑法学研究视野,将刑法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层次、广维度。     

应用文写作教学与“文学思维定势”——关于应用文写作“去文学化”的断想

在目前的应用文写作教学中,缺乏"上游源头"理论的状况相当普遍.教师的"文学思维定势"在教学中通常造成双重错位既没有分清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差别,也没有分清知识、鉴赏与写作的不同.但应用文与文学在"道"的层面上也有联系,写作中需要借用一定的文学手法,要根据文种,区别对待.     

中国文学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变及其难题--以清末民初"文学科"设立为中心

"文学科"和"中国文学门(系)"的设立既是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国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学科现代化的开端.对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分析表明建立一套融中西文论话语为一炉,既具有理论普遍性又能以中国文学自身特征为立论基础的文学话语,同时又能克服现代学科体制的封闭性,是中国文学教育制度现代化的核心难题.     

对网络文学的传播学思考

通常,人们把网络文学分为三种:一是上网文学,二是网上文学,三是"超文本"文学.所谓上网文学即指传统文学作家的作品通过网络传播供人阅读;所谓网上文学则指直接在网上创作、发表和传播的文学;而"超文本"文学则是利用超文本链接技术进行创作,并以超文本的形式存在于网上供人阅读的文学,"这类作品具有网络的依赖性、延伸性和网民互动性等特征,不能下载出版做媒介转换,一旦离开了网络它就不能生存".     

肯定中的质疑——《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探讨》之探讨

"文学情结"背离了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初衷,违背了应用文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用文有自己的审美特征,应用文写作教学的重点和教学内容的基础在于写作技术的训练.同时,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还须理清"文学情结"与"文学化"、"文学专业思维定势"与"文学化"、"写作技术的训练"与人文素质的培养之间的关系.     

无需文字的法律秩序——读《原生的法: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的法人类学调查》有感

徐晓光教授的新作<原生的法>立基于田野调查,向我们展现着贵州东南部苗族侗族人们别样的法律生活.通过徐教授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需要文字的诗性秩序.生活于这个秩序当中的人们,以象征的方式创设着规则,以艺术的方式传递和适用着规则,以符号化的方式谋求制度补充.在享受这个诗性秩序带给我们的美好观感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苗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