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就业结构变迁及其绩效:2000—2010

在对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就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与合理化评价基础上,依据shift-share方法分离就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就业结构向着"高级化"方向持续演化,实现了"跨越式"调整;就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得到快速提高,但和全国水平的差距未能缩小;就业结构变迁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贡献了很大份额;西部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在就业结构状态、合理化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同时调整过程中的步调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方面也不一致。这些结论在政策上意味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该进一步加强。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度及对策研究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与否,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其次,引入结构偏差系数、劳动生产率系数及就业弹性等指标,量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程度;最后,着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议扩大就业的总体思路为:"保持增速、优化结构、畅通流动"。     

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及协调性分析

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对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应用相关系数和结构偏差系数定量化研究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程度,结合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需求提出协调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策:保障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要协调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要促进三次产业内部行业的立体化。     

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算了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计算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研究发现,重庆市第一产业产值与其就业人数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产值增长的同时并未带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反而对本已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第二和三产业对促进就业量的增长均具有积极作用,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大于第二产业。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1980-2006年期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度分析。并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协调状况对比后,得出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低,且处于产业结构剧烈变动之后的恢复阶段的结论。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优化研究CSSCI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产值和就业在增长的同时,就业弹性出现了下降,就业结构调整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经过研究上海市就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好转,就业偏离度明显缩小,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同时本文还构建了三次产业生产要素投入模型,分析了当前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指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原则是:全面统筹就业和产业发展,逐步打破流动障碍,实现产业规模效应,发挥区域优势。具体做法是突出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服务、淡化制造业、淘汰落后产业、明确中心城区和周边各区县的功能。     

基于产业-就业结构变迁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国内外关于产业就业结构的变迁已有诸多论述。本文运用往年统计数据,对产业就业结构的存量、增量进行分析,研究了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和产业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发现第一产业存在着大量的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三产业有能力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由于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壁垒较高,加剧了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基于此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明确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向以调整产业一就业结构,促进就业。     

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同步实现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产业转移,这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结果,也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日益活跃,劳动力就业结构效应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呈加强趋势。消除限制区际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我国区域问劳动力流动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应时之举。     

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

从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劳动力短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覆盖面越来越广。因此,需要对过去的有关学术观点、政府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本研究认为,从长期趋势看,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吸纳就业能力最强,但第二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和就业弹性指标快速上升,甚至超过第三产业,"民工荒"在第二产业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虽然第一产业目前仍是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但由于农村人口结构中青壮年及新生人口比例的不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长期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已经不大。对此,应优先满足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第二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适度控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盲目扩张的趋势,缓解用工需求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吻合度分析——兼论“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基于要素密集度与受教育程度分别给出了考查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方法,测算并分析了2006～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动状况。在合理选择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对上述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全国范围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度是逐步提高的。从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是否吻合的视角,分析讨论了"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推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近年来,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颇为显著,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稳步上升,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均呈现波动式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低水平稳定且增长缓慢状态,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理论分析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资本技术构成受到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劳动报酬占比;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因此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增加低收入群体报酬;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特点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cause of the low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farm products and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that farm employment decline if farmers are to share in the benefits of such growth. In 1952 approximately 84 percent of China's workers wer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in 1997 the figure had declined to 41 percent. By 2030 farm employment may account for only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The productivity of farm labor must increase at a rapid pace if the 63 percent decline in farm employment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rate of growth of farm output.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根源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过低。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从服务行业的改革,产业转移全球化机会的充分利用,制造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产业链构建的完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等方面入手,做好推进优化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工作,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就业增长。     

非正规就业者的境况得到改善了么?——来自1997-2011年CHNS数据的证据

为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境遇变化,本文利用1997-2011年CHNS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城镇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雇工的非正规雇佣者、无雇工的非正规自雇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境遇正不断恶化,劳动力市场向着不利于非正规就业的方向发展.这要求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应充分考虑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空间,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扶持力度的同时,注重非正规就业政策的差异性,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