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想象：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研究

研究聚焦于“地理想象”这一典型的文化地理现象,借助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工具,分析了两种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中的混杂状态,尝试从流动性的视角重新阐释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方式。以西藏为例,研究初步验证了如下两个理论猜想：① 未到西藏之前,人们的惯常思维是以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现实空间来对未经历的西藏空间加以想象,因为这种现实“在场”与想象“不在场”的时刻混杂,从而引发了一些改变人地关系的流动,如“我要去西藏亲眼看看”和“我想去真实地感受那里”等;② 真实到达西藏以后,“身体触摸”下的陌生西藏空间却不同于原本接近于诗意化表达下的那个想象空间,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下的混杂使得旅游者这一典型的现代人群体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置身于另一个新的现代性进程,于是在一个新的“第三空间”中通过与地方联结开始反思现代性之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研究结论揭示了西藏地方意义的构成背后所隐藏的现代人对于流体化现代性生活的反身性思考,同时从学理上赋予地理想象概念以新的流动性解释。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理论模型的验证与拓展——以星巴克为例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旅游地饮食符号经济：地方符号营造与路径依赖

饮食符号是旅游目的地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特色饮食为基础的旅游餐饮也是旅游地的重要经济活动。文章以阳朔啤酒鱼为例,分析旅游地饮食符号经济的特点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地饮食符号的形成既是对地方特色的营销与建构,也是特定饮食产品生产与消费集聚的路径依赖结果。2）从饮食生产的角度,就地取材、利润高、制作工艺简单等特点使啤酒鱼餐饮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地发展;从饮食消费的角度,啤酒鱼既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大众口味所接受,同时满足游客的符号性和支持性的餐饮体验。3）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并产生累积吸引力,使得啤酒鱼的营销成本更低、销量更高,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

在梳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的学术探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发展地理学分析框架,建立了由经济地理资本、社会地理资本、文化地理资本、生态地理资本和政治地理资本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处理集成方法和技术流程,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实证研究显示：① 地理探测可以确定作用地方贫困的主导地理资本,各主导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L_{A, P} ≥ 0.15;② 在不同主导地理资本作用下,5个单维地理资本指数及其合成的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地方分异明显,存在阻隔和时滞特征;③ 贫困的地方分异可分为经济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4大类共7小类;④ 立足发展特征,挖掘地方动力,提出不同贫困分异类型的地方治理对策和模式。乡村振兴和2020年的减贫转向,应重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扩散、空间整合的综合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提供发展地理学解决方案。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中国新愿景下的文化与空间有机融合的地理途径与机遇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竞争力日益依赖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硬实力、以人才为源泉的智创力和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以及能吸引并承载这些关键要素的多尺度创新空间。这些空间既包括有利于产生和激发创新的地方或场所,又包括叠加交织在这些场所中能促发各种思想交流碰撞、各类社会关系构建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系统。因此,如何使文化作为一个关键要素根植于空间,进而打造出具有文化品位且能生产新文化的地方,正逐渐成为亟须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学界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首先基于对中国新愿景的解读和文化本质的辨析,呼唤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其大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新文化;之后,基于历史发展透视论述了如何通过文化根植打造新地方,以提升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最后,本文强调了地理学人应高度关注有关文化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新研究命题,以在这个以人本化为导向,追求舒适宜人性、城市性、流动性、通达性、人文性和安全性的时代,进一步优化创新空间并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回应这一召唤,地理学需要扩展其研究视角,在继续关注宏观区域分析的基础上,更加着眼于微观空间/地方打造的研究。     

The space of the drea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presented by locating 'the space of the dream'. In this case it is the fictitious lamasery of Shangri-La described by James Hilton in the novel Lost Horizon, claimed to have been inspired by a monastery to the north of Zhongdian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Yunnan. Whilst some of the idyllic attributes of Hilton's vision of paradise on Earth are grounded in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entire region, contingencies of place were bound to compromise any attempt to promote any one location as such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f it is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owever, does it matter? The tourists may internaliz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build a composite image of their diverse and disparate experiences which they take back home.     

科技型创新区人本化构建的国际实践及启示

创新和创新区已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科技和人才日渐成为激发城市创新型经济,及促进城市活力的主导甚至决定性因素的当今时代,尤为如此。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亚洲三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型创新区国际最佳实践的系统梳理,甄别出用以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的共通性要素、标准和原则。国际最佳实践证明,科技型创新区的人本化构建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即综合考虑人在各阶段、各层次等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要素的有效鉴别和这些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使它们有机融合并系统嵌入到创新区的空间打造中。结论表明：要成功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必须考虑并重视七大要素,即创意人才、企业集群、能动设施、资金保障、运营管理、空间结构和文化氛围。基于此,提出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建设与发展的五大启示,即愿景导向下的持续培育、前瞻性定位、人本化空间布局、创新激发型活动安排和多利益群体参与。最后,还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构建空间/地方人本化打造的完整理论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以深圳华侨城为例,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其他文化共同参与,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     

A Sense of Place i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The Case of Cornish Fishing Communities

Fishing communities in Europe are fac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policy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fishing effor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in key stocks. While it is imperative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source, such policies may overlook the contribution of fisheries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of coastal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that sense of place can mak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hing and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drawing on case studies from Cornwall, southwest Englan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fishing community stakeholders we outline how fishing contributes to sense of place in terms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dentities, as well as a particular place character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fishing. We suggest that a co-constructionist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and land can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fishing.     

西方厨房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地理家庭空间研究之启示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回顾西方家庭厨房研究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西方文化地理学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后殖民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从物质文化、性别文化和跨地方文化3方面探讨了现代厨房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认为厨房作为一个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强调厨房在构建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家庭烹饪活动的承载空间。基于此,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点,文章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指出今后中国文化地理的家庭研究需将家庭视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分析家庭如何成为连结不同尺度空间的重要节点以及如何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以期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以及有关微观空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理论方面的贡献。     

重建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

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     

Leisure and community assessments: Emotional place relations among young teenagers in a Norwegian industrial stronghol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leisure activities in young teenagers’ emotional place relations. Data from a survey of students in lower secondary schools were analysed using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concerning whether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leisure activities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positive community assessments in youths in line with early Nordic welfare theor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ocio-economic hardships and gender in the assoc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boys there were no indications of a general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leisure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assessments, while for girls the association was modest.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socio-economic hardships had more negative assessments of community compared with well-off students, even when they participated in organized leisure activitie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sults according to a welfare theory approach to emotional place relations, supplemented by oth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point to social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dynamics instead of early Nordic welfare theory approaches to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gender, class and school relations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young teenagers’ emotional place relations.     

Locating art worlds: London and the making of Young British art

The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of Young British art (YBa) in the 1990s gave London a contemporary art movement to match its role as one of the world's key centres of art exchange. Examining the rise of YBa in retrospe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fference place makes in helping to shape the (hi)story of art. It is argued that London's established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art centre was crucial in providing the density of networks, associations and facilities necessary to sustain an international art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YBa's success can be linked to London's changing status as a cultural capital, as well a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of contemporary art.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is dominated by networks formed within and across a limited number of world art 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