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提振效能,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形塑新优势。选取2010-2021年国内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延展农业全产业链路、推动农村服务业融合发展、以技术演进布局新业态以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具有突出的非线性门槛关系,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制约。耦合协调检验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会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带来利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深入实践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演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终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互补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等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实现产业的非中心化,通过降低金融支持门槛提升共同富裕。文章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但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都不太显著。进一步,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产业去中心化程度达到0.7986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     

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的农民增收效应,同时探究农民创业活跃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这源于农民创业活跃度易受区域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若要充分发挥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增收中的调节作用,需要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从而实现农民增收目的.     

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本文以数字经济为出发点,探寻其与共同富裕逻辑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造社会财富、通过协同推进效应集聚多种要素以及通过共享效应让更多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构建数字治理体系,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为共同富裕提供源头活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共同富裕提供基本支撑,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浙江省实践为例

实现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是关键路径之一。数据承载的信息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催生、激活和放大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普惠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赋能机制、共享机制以及均衡机制,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具体实践包括：高水平规划引领数字乡村顶层设计,数字赋能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以及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但是,数字乡村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具体包括：代际与阶层数字鸿沟问题,隐私泄露风险问题以及数字乡村建设资金、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等,需要通过强化数字乡村顶层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创新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以及规范政府数字监管,合理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等路径来更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及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新期待,农村振兴与农民富裕是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对新时代农民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为生成因素,详细解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路径,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向度

数字经济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能。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能为实现共同富裕赋能增效,但也面临着数字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阶层固化与数字鸿沟态势初显、数字经济领域的社会保障有待完善、良好的网络文明生态有待构建等现实挑战。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完善数字经济赋能的制度机制、加强数字经济赋能的政策引领、加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拓宽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向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着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结构松散、价值观念滞后、人才队伍短缺、市场培育不足等问题,这使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存在一定的现实挑战。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发展乡村产业经济、强化政府职能作用、激发农民主体动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乡村文化市场,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下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不仅解构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单向性,还消解了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局限性,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认为：技术增信的价值共识、技术赋权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行动共治和技术互惠的成果共享形塑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应以“治理效能”提升为导向,从主体共建、动力激活、资源整合、共生平衡和规则约束等方面探究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

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8个观测变量和30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检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通过对14个农业农村部评选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乡村治理结构再造,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赋能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助力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会造成一定的乡村治理负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导致内容生产的行政化,数字技术的社区分化引发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数据指标硬化和治理内耗引致数字技术的悬浮化,治理主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技术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超越对“数字技术”过度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追求。     

金融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一个富有学术性、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学术论坛,“金融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9月7日至9日在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研修中心举行,来自国内150余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汇聚于此,围绕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普惠金融与农户发展、增强农业发展韧性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和交流了金融如何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本届论坛的一致共识是：金融赋能是实现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政策工具,未来应持续推进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创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农业农村发展韧性,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金融力量。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地区差异测度与对策

通过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统计内涵深入考察,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平均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省域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总体呈“东—中—西”逐渐递减的分布格局;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正相关性,外围省份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弱,多数省份近10年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以扩展效应为主的时空依赖;发生空间跃迁的省份集中于北部、东北以及南部地区,与稳定状态的HH—HH地区与LL—LL地区呈现围绕之势,自东向西呈现由高到低的状态,空间跃迁呈现“稳定—活跃—稳定”的特征。因此,由于中部和西部主要地区呈现稳定状态,要注重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集群特征,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开放发展理念,发展开放型经济,带动“洼地”变为“高地”。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