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西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14世纪后的中国和西方社会都开始了社会转型。相对于西方的迅速,同时期的中国,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受制于诸多因素,社会转型缓慢。通过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专制王权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保护私有财产的近代法律制度的确立这三个问题的比较研究,论述中西方社会转型的差异,进而探求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因素。     

明清时期汉文化影响下的哈尼族社会文化变迁

明清时期汉文化在云南边疆地区的迅速渗入,对哈尼族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土司制度的长期推行和大量中原汉族的移民入滇,加强了汉族与哈尼族的政治联系;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在屯田垦殖的基础上,开辟驿道,通商互市,哈尼族社会的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传授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日益兴盛,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哈尼族的文化水平,也导致其风俗习惯因受汉文化影响而逐渐发生变迁.     

论明清时期的昆山望族

在浓厚文化底蕴与教育氛围的长期熏染下,明清时期的昆山望族具有文化望族的特质。望族除了财势与声望之外,往往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明清昆山的望族成员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仅为当地乃至全国树立了科举兴业、品行端正的典范,而且著书立说、品鉴典籍,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此外,其独特的个性气质、精神风貌往往备受世人推崇,成为后人垂范的楷模。     

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

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太原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发展速度缓慢,而且波动很大,经济地位更趋下落。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除了战争摧残、自然灾害频繁和赋役繁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一是,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来说比较落后,供需两方面都不是很旺盛;二是,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     

明清时期的湖南人才发展

明清时期湖南人才数量比以前都有较大增长,表现在进士数量的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士人继承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为湖南人才崛起创造了条件;书院的发展为人才培养打下了重要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湖南人才的崛起提供了发展动力;社会风俗的变迁,是明清时期湖南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的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一统局面的巩固和统治的加强,陇西、青东地区城镇的发展更多地与当地经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起来,城镇的建设与发展由此进入更为稳定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当地城镇约有37个.清代上升至103个,而实际上两代城镇的真实数量要多于此数.这些城镇除了少部分外,大多是沿袭前代旧城,但城镇规模远大干宋金元时期,县级治所大多在城周4里以上,最大者可达9里,而府州治所多为9里.兰州在清代迅速崛起,跃升为省会城市并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和交通商贸中心.集市与商贸的兴盛成为明清时期城镇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各州县治所与境内镇、市集构成一个商贸流通的体系,推动了区域经济和城镇建设的发展.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与其他生产部门相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农业结构的调整。但环境变化的要素和强度、速度不同,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也就有很大的差别。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变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但从总体来看,其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是大的灾荒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环境变迁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响应过程,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环境变迁为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农业结构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环境的配合。     

论明清时期少林寺拳法的发展与传播

明中期以前,少林寺僧习拳是以实战技能的训练为主,明中期以后仍然保持这种传统,寺僧多攻拳法,逐使少林拳法有了相当的发展.清代,虽然严禁民间习武,但少林寺的习武活动并未中断,寺僧既习拳又兼习导引行气,同时不断向社会传播其拳法,清代前期和中期,少林寺僧所习拳法,仍主要是用于手搏的拳势,《拳经·拳法备要》二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清代后期,少林拳术套路才开始发展.     

浅论明清时期潮人的思想特点

潮州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期的对外交往和中西文化交融,使本土文化与周边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互相交流渗透,为潮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潮人文化。明清时期,在潮州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和潮州文化独特性,形成了潮人的独特的思想特点。     

涪州明清时期的进士群体

该文在已有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收集挖掘到一些史料,对丰富明清时期涪州的进士群体的内容,彰显其阵容,继承发扬涪陵的历史文脉,实现积累与传承。     

如何看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本文对史学界有些同志把“1914——— 1918”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存有异议 ,认为其发展有一个过程 ,如果一定要用“黄金时期”加以表述 ,“1913———192 2”较为妥当、合理。     

明清时期永昌城与腾冲城居民日常生活初探

明清时期永昌城与腾冲城的城市建设一脉相承,城市的结构和规模较为稳定,虽然其间因战争原因多次被毁坏,但都未改变原有格局.汉族移民的大规模涌人,与两城的建设是同时的,伴随着城市规模和结构的形成与稳定,城中居民的生活安居乐业.试图借助文献资料,探讨这一时期生活于这两座城市中及近郊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节俗和娱乐等内容.     

明清时期玉溪士人的休闲观念与实践初探

明清两代,士人的休闲意识浓厚,休闲观念独特。这种对休闲生活的认同意识造就了不少隐逸之士。士人休闲思想的美学意味主要表现在对"休闲人格美"的认同上,其内涵就是心不竞物、淡泊名利、悠游自适。士人的休闲文化活动高雅脱俗,除了旅游、赏景、看书、写诗之外,还有歌咏、下棋、书画、音乐等方式,均富于审美情趣。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的因果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朝前期的“仁德”盛世、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为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出现高潮提供了物质保障;政局无论稳定还是动荡,都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武学著作的形成、养生理论的影响、外国文化的传入又对其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战乱等暴力因素与徽州节烈妇女

明清贞节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节烈风气特别是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等暴力因素也是导致明清大批节烈妇女出现的重要原因。除了战乱以外,地方豪强强娶、流氓凌辱等暴力因素也可能导致妇女的殉烈。     

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基础、阶段与路径

海峡两岸四次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两岸同根同族,有着深厚的血缘亲缘文缘关系,这是朱子学传播的适应性和选择性的文化人类学基础。明清时期大陆文化的规模移植与朱子学传台三阶段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标志着朱子学在台传播的文化认同环境已然形成。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主要有两条传播路径——显性传播路径和隐性传播路径。     

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

观音堂是大同市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寺院。从该寺院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不仅可以了解观音崇拜在我古代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普及、特点以及深入民心的原因。     

明清时期平凉地区的城镇体系及规模演变

明清时期是我国城镇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一方面地方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工商业市镇得到长足的发展 (主要集中于江南一带 ) ,另外由于明代边患十分严重 ,在边防广置边镇 ,促使边镇成为明清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城镇。目前 ,城镇问题吸引了众多学科的青睐 ,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并且在这方面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非凡。但是大多集中在南方城镇的研究 ,很少有人对西北地区的城镇做过研究。平凉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区 ,自然环境恶劣 ,经济落后 ,属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 ,对该区城镇的研究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同时 ,在“开发西北”的背景下 ,做西部城镇的研究更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德阳文庙的祭孔活动与礼乐文化述论

德阳历来是一个崇文重教的地区,德阳文庙始建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孔庙建成后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尤以明清时期最盛。对明清时期德阳的祭孔活动,地方文献、不同版本的本地县志都有所记载,尤以《四川通志》记载详尽。民国时期,德阳的最后一次祭祀是1947年秋。改革开放以后,德阳文庙很快按照清代格局和礼制恢复了祭孔仪式和祭孔乐舞表演。德阳文庙的祭孔活动,堪称是德阳地方文化的一大亮点。德阳文庙祭孔活动不仅有相当完备的祭祀礼仪制度,而且祭祀文化独特、内容丰富,极具人文精神。     

明清时期徽州诉讼文书的语言运用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诉讼文书的称谓词汇丰富多样,充满强烈情感。诉讼文书中所选用的动词性成分简洁明晰、声情并茂、形象具体;部分诉讼文书使用叠音词来描摹声音和情态。此外,一些诉讼文书中还运用了比喻、夸张、对偶等常用修辞格式。整体来看,明清时期徽州诉讼文书具有严谨细致、审慎庄重、富于气势、善于雄辩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