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社会中,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为内在规定性的合作经济发展与否,无疑与农民的公民意识状态有着极大关系.当前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的孱弱,不仅使得农民处在"被组织化"或"被合作"境地,而且也使得合作经济在中国处于"发展难"和"难发展"的困境中.为此,需要调整思路,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培育公民意识与塑造公民文化,促使"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为合作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软环境"和"软实力",如深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农民信任感;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等.     

“后乡土时代”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应对

后乡土中国乡村组织化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虽已有所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已陷入到发展不足境地。造成这种困境的主因：发展上的政府性对民间性的攘夺;内部治理上＂一股独大＂操纵了＂一人一票＂;运行上＂重组建＂与＂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走出此种困境至少需要做到：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诸多因素耦合而成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社会资本：建构网络治理的支柱

网络治理是指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建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就是信任、互惠和合作,因此,网络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现状后,提出应重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公民团体,从而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包括理论困境、历史困境和现实困境三个方面。而超越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的路径有三:一是多学科分析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多维度界定农民自组织概念与廓清农民自组织分类标准,消除农民自组织发展理论障碍;二是突破农民自组织发展历程中的模式局限和惯性思维,实现农民自组织由外部推动向农民自主构建的转变;三是培育农民合作意识,增强政府服务意识,明确制度供给主体,提升制度供给效率,超越农民自组织现实困境,奠定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现实基础。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从民国时期《合作社法》的绩效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施行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型的组织,能为其社员提供个人无法享用的排他性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又深深嵌入当地的社会资本中.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然而正式规范的有效实施要求合作社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特别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演变中形成了一种“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机制研究——从科层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单中心"的科层体制是形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出路,是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个治道变革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交易成本,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公民社会转型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社会创业作为社会价值优先并兼具市场化运营的创业方式,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创业行动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大幅增进了整体社会福利和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创业的比较优势,商业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新创社会企业等乡村振兴主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着眼补齐或增强乡村社会(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乡村经济价值获取能力,遵循不同路径开展乡村社会创业行动。未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应注重鼓励多元乡村创新模式,推动乡村制度完善;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鼓励乡村市场开发;加强乡村社会创业顶层设计,构建合法性机制。.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基于文化、资源与制度的视角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理想,陷入了成长困境。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根据文化、资源与制度的分析视角,公民文化的缺失与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进而造成了浅层次上资源供给不足的成长动力困境,以及深层次上制度建构滞后的发展保障困境。根据政党—政府—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解决三者关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而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有序合作。具体来说,应通过公民文化培养来达成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使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过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获取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渠道支撑;通过继续以加强配套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这种传统的路径为切入点,逐步破解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