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宏观软着陆，微观硬着陆

进入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发达国家方面，欧元区依旧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虽然近期经济形势有所缓和，但短期内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美国在经历次贷危机的冲击之后，失业率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在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持续困扰，在控通胀和保增长方面面临两难选择。     

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的社会影响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有人认为分工与市场的交替作用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最主要因素;也有人认为产权变革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人是从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政治与法律等方面来说明的.这些观点都不无道理,但却忽视了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对以上诸因素的反作用分析.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就变化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加以尝试性分析.     

基于熵效应的腐败治理分析

把"熵"引入管理学,研究腐败问题是一个新的视角。行政腐败就是行政系统即政府的结构和体系运作过程的正熵不断增加,系统趋于无序的状态的表现。遏制腐败就是开放行政系统,输入负熵,中和正熵,使得行政系统保持实时的动态平衡,并由此得出治理腐败的对策思考。     

2012年宁波市经济运行宏观环境分析

2012年我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依然具备，但外部宏观环境将更为严峻复杂，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充满变数，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上升；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选择。在此背景下，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和压力也将会进一步显现。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教育

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问题,目前有两种相当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乐观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持续像过去23年的快速发展,然后再保持一种赶上美国的势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另外一种是悲观主     

中国省际保险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6-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中国省域的保险业发展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域的保险业发展差距显著,各省域保险业的发展主要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人均收入状况、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对保险业的发展都有着显著的作用。其中GDP,DPI,受教育水平对保险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物价水平及非国有企业职工数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比对保险业发展有负面作用。     

宏观环境对我国医药行业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大、困难多,我国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规范我国的医药产业,医药行业的标准和壁垒不断提高,而我国医药研发水平不高、创新不足,给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考验;同时,中国人口的绝对增长、人口结构老龄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价值观转变,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携手升级,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给中国医药行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契机。本文使用PEST分析法,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四个方面,对我国医药行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来探究其对医药行业产生的影响。     

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品牌化建设策略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经济转型期我国企业品牌化建设问题展开论述。首先,论述了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品牌竞争力现状,并分析了中国企业品牌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次,然后阐述了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品牌化建设面临的机遇;最后,提出了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进行品牌化建设所应采取的策略,以期能够对我国当前企业所亟需的品牌化建设提供一点可借鉴之处。     

对94年经济形势的基本估价和95年宏观环境的初步分析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要求，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和经济建设，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改革进展顺利，开放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平稳，社会保持稳定，总的形势是好的。     

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

宏观税负体现了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能力,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近代时期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然后与当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进行对比,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宏观决定模型分析

资本外逃通常被认为有害于一国经济增长，尤其当资本外逃规模显著并连续长时间的时候。本文对1985—2002年的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区别于以往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解释不同时期的资本外逃中，解释力度有所不同；同时，本文新增变量：产权、国内信贷、FDI、腐败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的资本外逃。     

2014-2015年台湾经济分析与前瞻

2014年,台湾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好于预期。2015年,台湾经济除了受原有结构性问题制约外,还将受全球经济走势、两岸关系发展及其内部政治生态变动等新动向的影响。综合而言,2015年其经济表现可能与2014年持平或略好,仍难以摆脱近年来持续的较低增长态势。     

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和动力。文章基于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投入、出口因素、制度因素等对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都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但劳动力投入、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驱动作用,因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代理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空差异-基于1997-2012年30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2年30个省级地区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用“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决算额”测算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水平，研究分析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间、空间差异及原因。结果显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时空差异，空间上表现为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贡献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时间上呈现出“由低到高，日趋平稳”的变化趋势。政府应明确自身职能责任，通过加大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力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等途径，整合全社会卫生资源，完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机制。     

腐败会抑制市场化程度吗？——基于省际面板经验分析

本文研究了腐败对市场化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程度,认为市场竞争机制在腐败的作用下扭曲了企业的行为,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不公平竞争,最终导致市场竞争机制无法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此外,本文对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腐败对市场化进程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腐败滞后期的系数绝对值比当期腐败系数的绝对值小0．001,这意味着腐败对市场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腐败行为不被打击的情况下,腐败对市场化影响的衰退速度较慢。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创新型人才流动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型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考察宏观环境因素对创新型人才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能显著促进省际间创新型人才流动;在分样本情境下,宏观环境因素对创新型人才流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动受收入水平影响较大;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创新型人才流动有较明显的影响;R&D经费投入在促进中部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动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教育环境对创新型人才流动影响力度偏弱。据此,提出进一步贯彻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提高创新型人才收入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继续发挥R&D经费对科技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等建议,为城市和区域人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从超额储蓄到“六年国建计划”—对台湾经济转变的宏观分析

1991年,台湾当局宣布将进行总额为3,030亿美元的“六年国建计划”,该计划将在1991—1996期间实施。如此庞大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计划,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也不免怀疑,台湾有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建设计划?如果我们不是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这个计划上,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台湾经济的变化,就可以发现,“六年国建计划”只是台湾长期超额储蓄的结果,是对超额储蓄的自觉调整。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中的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的宏观战略重量轻质

中国似乎正带领着全球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在经历了2008年末的增长停滞之后——至少从季度环比数据来看是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的春天开始骤然加速。按粗略计算，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在经通胀调整、折合年率计算的全球产出增幅中贡献了两个百分点。随着全球经济收缩逐步减缓，中国经济的反弹本身可能足以使全球GDP自去年夏天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宏观布局及评价

改革开放前 30年 ,我国经济建设重点西移 ,进行了以追求分散和均衡为主要目标的内地重点建设。从多方面衡量 ,此次经济建设重点西移在客观上是必然的选择 ,具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此次内地重点建设取得了多方面不小的成绩 ,主要的失误是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效率差的主要原因不在经济布局的宏观方面 ,即不是由于内地重点建设本身的缘故 ,而是在中微观方面 ,即企业和厂矿选址、定点问题出现了严重偏差。探讨改革开放前 30年内地重点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对目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