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几点思考

随着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人们发现并非只是政府和企业存在着信任危机,作为"社会良知"的非营利组织,并非天然具有维护其公信力的力量,同样存在诸多缺失公信力的可能和事实.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社会、被服务耐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捐赠方对其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线.     

从台湾看女性组织发展与社会改革

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改革的重要载体。我国台湾的女性组织以1987年解严为分水岭,分为酝酿期和快速发展期,逐步形成与当局合作共同改善女性相关议题的局面。台湾经验对大陆社会组织发展的启示有:建立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性政策环境,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使命需要来自创办者自下而上的激发,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改善社会问题,打通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渠道。     

关于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政策思考

传统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面临登记入口狭窄、日常管理薄弱和资源分布不均衡等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我国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重点的后移。据此,提出变单纯重监管为管理与支持并重,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加大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力度,完善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日常管理的力度与水平,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政策,构建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关系等对策建议。     

发挥大连市社会组织维稳功能初探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和有效手段。在我国进入风险高发的转型时期,虽然大连市社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已经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其政策倡导功能、化解矛盾功能、社会治理功能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促进大连市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既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现实社会的迫切要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结构洞”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对南京市某养老社会服务机构个案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南京市养老社会服务机构这类社会组织的个案考察发现,政府为养老机构的发展破解瓶颈、提供资源,占据了养老机构所处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洞"。从当前中国养老机构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这种"结构洞"状态具有积极意义。社会组织的服务职能是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着力点。由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营利冲动,造成"服务"这一"使命驱动"不足。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实质上是致力于用公益慈善理念和志愿服务精神升华养老社会服务机构"使命感",使之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     

打造社会组织“产业链”和“生态圈”——以上海浦东公益示范基地为例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上海浦东新区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浦东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置于"公益"的理念和范畴之下,强调公益是一条上、中、下游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即上游环节(基金会)——中游环节(支持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下游环节(草根型、操作型和社区型社会组织)。从组织生态来看,浦东公益服务园、基金会服务园、社区公益服务园和公益街同处一个园区,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完整自洽的"生态圈"。浦东公益示范基地的成功实践表明: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政府应该对社会组织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并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强烈愿望,以及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我国慈善组织介入社会救助：困境与对策

慈善组织是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之一,其介入社会救助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社不分、公信力缺失和社会慈善文化淡薄等原因,我国慈善组织在介入社会救助过程中面临着“领军式”组织少、救助效率低、专业人员少、筹资能力不足、彼此缺乏协调互助等现实困境。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仅要优化慈善组织介入社会救助的外部环境,更要加强慈善组织的内部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社会组织能力赤字及其破解——基于对174个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能力的有效发挥,这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社会组织能力现状如何?该文利用问卷调查对社会组织能力现状进行分析,调查302个社会组织,回收有效问卷174份。调查发现社会组织能力呈现出赤字状况,主要表现为内部治理困境、经费汲取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公信力不高。社会组织能力赤字的形成,既有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的原因,同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缺位也难辞其咎。借此从社会组织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破解社会组织能力赤字的对策,以期提高社会组织能力,激发其活力,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让社会组织无权可“傍”

<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缓冲社会矛盾、调节政府和公民关系的重要环节。但在中国,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服务性、公益性、自主性等积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已有的社会组织公信力不高,有的甚至成为腐败链条的一环。从项目审批、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评估、企业改制、产权交易到协助地方"跑项目"等等,都有特定社会组织插手。社会组织异化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否则将会影响市场体制、政治体系和社会治理的健全发育。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系统体系设计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是解决其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之一,信息披露水平、信息质量和透明度高低,制约着非营利组织治理水平,影响组织社会公信力。本文对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系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构建了法律层、指南层、披露层的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框架体系,并从三个层面进一步进行了设计。研究结论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和提高社会公信力,推动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指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北京市2008年以来以"政社分开、管办分离"为改革方向,构建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为骨干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以社管社"的社会组织北京实践。"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促进人民团体改革、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一种路径,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不是唯一的方式。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改革逻辑及路径探析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现代行政管理变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不仅体现在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上,而且体现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推进行政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拓展行政管理创新空间,延伸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新形势下,不但要深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要提高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努力探索与国际接轨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新模式,在战略层面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并发挥最大的效果。     

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参与功能与作用发挥——以大连市为例

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领域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十八大报告指出,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近年来,大连市重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参与功能与作用,培育了一大批扎根基层、富有活力、服务群众、管理规范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为社会提供文化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再就业等便民利民服务,引入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服务成为大连市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为推进大连社会建设注入了不竭的创新活力。     

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初探

聚焦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现实,除去规模方面的扩展表征,公信力匮乏是对组织整体演进的当下判断。重构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机制,正是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和能力拓展的实际要求。笔者从概念界定、逻辑起点、话语转换、特殊性四个方面着眼,借助这种理论层级的剖解,试图构建非营利组织问责的解释性框架。     

论加强我国非营利组织自主性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规范的非营利组织必须要具备自主性的特征,它的自主性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发展以及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缺乏自主性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根源,该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主要从观念的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重新界定、提高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相关法制入手,保持独立自主的特性,对目前及未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中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功能研究

中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准备了必要的制度支持。中国城市功能的特殊性、政府在进行城市社会保障和提供社会服务上的缺陷等对社会组织在城市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中国社会组织基于自身的特点,有能力参与城市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弥补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进行城市社会保障中的不足。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理顺政府、社区等相关城市社会保障主体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以保持。     

我国农技推广体系的机制创新及经验研究

创新公益性机构与社会化组织融合发展机制,对于完善我国农技推广体系和建立现代农业经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实地调研,采取案例研究和对比方法,提炼了典型模式,分析农技推广机制创新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农技推广体系的对策。结果表明,我国农技推广体系机制创新,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组织再造、社会化组织有偿服务、政府购买服务、农科教推协同推广4种模式。基层实践推动了我国农技推广体系变革,公益性推广服务职能得到拓展、农技供给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化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政府主导作用日益突出。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顶层设计、深入推进公益性机构改革和提高政府对农技推广的管理能力。     

实现安徽农村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安徽省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有：特殊自然条件、复杂历史因素制约安徽农村发展后劲;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使安徽付出巨大牺牲;长期的＂汲取＂型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使安徽县乡政府负债严重;安徽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未形成;农业支持力度弱,农业政策乏力等。因此,实现安徽农村跨越式发展,一是建立健全＂反哺三农＂的体制机制,激发农业政策活力;二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三是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扶持农民自治组织发育;四是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和培养新农民的体制机制。     

公立医院知识创新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广东省卫生厅某直属医院重点科室为例

以广东省卫生厅某直属医院重点科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该科室团队的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及知识创新强度.发现该团队知识创新的社会网络结构较松散,连接线多处于个人网络内部;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高的节点;年龄和学历均为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和知识创新程度的影响因素;社会网络结构与社会网络关系、知识创新呈显著正相关,社会网络关系与知识创新呈显著正相关.旨在为探讨公立医院知识创新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提供范例,进而为公立医院增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