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同中南半岛及南亚地区发生了贸易联系。随着中原内地王朝对西南边疆开发治理的深化,云南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拓展。先秦荆楚、巴蜀经由南中...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

从秦汉开始,中原中央王朝就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但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观念并非平面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甚至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明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继承了汉唐以降的治边思想,逐渐形成系统并日渐走向成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身份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时代问题不尽一致,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治边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

秦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匈奴、乌桓、鲜卑与西羌的居住地,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在北方、西北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础。西汉时期设置度辽将军、护羌校尉,对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北的西羌等边疆民族进行管理。东汉王朝沿袭并发展了西汉在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将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置真",并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三者互为犄角,拱卫北方、西北边疆,从而将中央王朝的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实施得更具体,统治势力也更加深入民族地区。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

明朝建立了一套勋臣子弟培养制度,并坚持由勋臣出任高级军职,以达到拱卫皇室、维护等级秩序、防范边将等目的。但在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勋臣的培养收效甚微,多是纨绔子弟。勋臣任职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且加剧了军政的废弛与腐败。     

以茶为媒:青藏地区同中原王朝的交往研究

茶对于青藏高原地区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唐前中央就启用了用茶作为手段去管理边疆的政策,并开启以茶马为基础的内地与西域边疆的交流通道,这一通道内产生经济、人口、文化等多方面交流,使得现今青藏高原地区地域文化变得丰富多样.对以茶为媒介的青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从历史角度上探寻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步伐.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

唐代营州是镇守东北边疆的重镇,辖境内民族众多,社会经济成分复杂,发展程度各异,作为唐王朝设立在东北边疆地区的唯一内地型府州,营州政府对辖下核心区正州、边缘区城傍羁縻州、监管区诸少数民族羁縻都督府具有不同程度的经济职能,如征收赋税与土贡、经营屯田、管理互市等。诸种经济职能的实施,既加强了唐王朝对东北边疆诸族的统御,同时对于唐王朝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唐胄的边疆情怀与治边功绩

唐胄是明代弘治、嘉靖之际的名臣。在其17年的宦海生涯中,先后在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任职。在任期间,注意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为安定边疆民族地区,反对滥用武力,注意抚谕,大力推行教化教育,兴办学校,对南方边疆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读『三不欺』和『四不贪』有感

"三不欺"是<史记>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执政方式,即"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不欺"的治国方式虽各不同,但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使地方得到了治理,政通人和."不忍欺"强调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而"不能欺"和"不敢欺"则强调了法律、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完备的法律,健全的制度,能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即"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喂罪而不敢欺".     

两汉的云南政策评析

边疆史研究是近年来日显重要的学科,其中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关系问题,正成为学者们注目的焦点之一。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边疆,本文将对两汉时期中央王朝集权统治在云南的初步建立及其发展过程,作一点初步讨论。本文不评判中央王朝对云南统治的社会价值,只着眼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手段,其目的,是勾画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云南控制手段的骨架——它的粗略结构和重要变化,从而探索其效用,并找出其构成的基础。     

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

为贯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历代中原王朝实行一系列行乏有效的治边方略。本文研究了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考证了这些方略的来源、形式、施行方法及其用途,并分析了这些方略实行后的效果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长足发展也刺激了清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推动了云南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有利于清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控制,促成了"云南矿冶文化"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