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嵌入: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制研究——基于W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按照主营产品的不同，当前淘宝村可以划分为农产品淘宝村和工业品淘宝村，二者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本文基于W村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农产品淘宝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农产品淘宝村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层技术社会嵌入的影响：商品化的产业嵌入、规范性的伦理嵌入和权力性的政治嵌入。因此，为培育新的农产品淘宝村，需要挖掘村庄产业价值、整合村域文化和经济资源，并加强完善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新型淘宝村电商产业集群具有自发性、协同性、在线化和复制性等特征。围绕集群动力、结构和能力三个角度,探讨淘宝村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根据典型淘宝村调查和访谈情况,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淘宝村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标体系;结合淘宝村产业集群的动力模型与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提出政府与市场双元驱动提升竞争力的建议。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三方演化博弈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参与主体合作行为策略研究

工商资本参与地方乡村旅游开发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投资方与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达成良好的合作是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成功的关键。文章结合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不同主体的有限理性,建构了工商资本、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浙江省安吉县HSW村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显示：工商资本、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个动态演化路径达到均衡状态,这些路径对应不同主体各自的策略选择;工商资本在进行“独立经营”或“村企合作”的投资模式选择时,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策略选择的反应较快、演化路径较敏感,而基层政府及村集体受其他主体影响较小,因而这两者策略选择时达到稳定状态相对较缓慢,演化路径比较平稳;由于“损失厌恶”心理及信任基础不足,地方基层政府在选择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积极支持”策略时需要更长时间,在制定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规范引导”策略时则比较迅速,因此工商资本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必须明确投资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地方基层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当工商资本选择“独立经营”时受地方基层政府“积极支持”策略的影响较小,而选择“村企合作”策略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工...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视角下"生态生产力"论析

“生态生产力”内含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马克思在18世纪中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和思想遗产。仅仅在具体的生产层面来理解“生态生产力”,必然会出现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就根本意义而言,“生态生产力”具有超越具体经济事物层面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以思维方式变革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所展现的是价值取向、运行机制、思维方式及伦理价值的全方位变革。“生态生产力”实现的这种变革,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更是人类思维观发生变革后的产物。“生态生产力”在哲学层面的变革反映到“思维观”的层面事实上就是由传统主客对立的“线性思维”到主客统一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性思维”的变革。只有在深刻认识生态生产力内涵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前提下,才能更快地使“生态化”理念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发展之核心价值规范。     

浅谈《水浒传》中的乡村意象

通过对《水浒传》中乡村意象的文本解读,具体分析了“村景”、“村酒店”和“村庙”等意象,从诗化的语言中探究所蕴涵的俗文学里文人化因素和其创作倾向,从模式化的内容中发现民俗文化的痕迹。乡村是《水浒传》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环境,解读其中的内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水浒传》不无裨益。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合村并点与美好乡村建设

在分析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动因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合村并点的四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合村并组、撤村并点、迁村并点、合村并点。基于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指出了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从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农民就业和建设资金四个方面对合村并点建设美好乡村工作提出具体看法,认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合村并点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和美好村级建设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可以破解土地、社会保障、就业、融资、农村产业发展等难题,对于转移农业过剩人口,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整合农村资源,加强城市功能建设,提高农村社会发展生产力,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新时代村党组织书记发展瓶颈及破解之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带头人”作用,才能更好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全面推行“一肩挑”背景下,村党组织书记面临个人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职务晋升存在“天花板”、工资待遇水平难以满足其对美好生活需要等发展瓶颈,成为影响村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主要障碍。新时代新征程,要构建“选育用管”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职务晋升机制,完善逐步提升薪酬待遇水平的保障机制,破解村党组织书记发展瓶颈,激发村党组织书记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冲在前、作表率、当先锋的内生动力。     

宅基地整治盘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的研究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的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产业的途径,探索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本研究以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ECIRM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原址投资开发”“集中规划开发”“集体统一经营或管理”“整村出租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等五种助推产业发展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五种模式在土地市场化利用或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方式的优势特点和适用的产业类型上的经验逻辑及不同产业主导区域和不同地区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选择策略。实践中宅基地整治盘活不同程度面临发展难题亟待解决,例如资金、退出意愿、产权认定、规划、流转等问题,在改革推进中需要注重科学制定村庄规划;稳定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投资主体土地权益;鼓励农房转让、租赁、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用地供给;构建土地整理激励机制;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     

乡村振兴中村企“双向借力”模式及其共富效应

在政府鼓励引导资本下乡的背景下,村企如何实现互惠共生是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鲁西南柳村旅游开发十年历程的调研,分析村企互动均衡何以可能。研究发现：(1)受社会交换论启发,建构“双向借力”概念,解释村企互动均衡的理论逻辑;(2)从长时段看,村企双向借力需要相应的维系机制,包括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村企“资源—能动”借力机制、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保障双方从零和博弈走向平等沟通、利益聚合;(3)从村集体、村民、企业的收益分配上看,村企围绕“做大增量利益”双向借力,形成双方合意的共富效果。最后,“双向借力”并非涵盖村企互动均衡的所有样态与机制,而是强调社区参与、资源互补、资本有机嵌入等因素对促进村企互惠的共同作用。     

准确理解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文章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时代背景,强调准确地理解这一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者指出,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从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及其相结合上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并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诸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超前性与高科技成为经济腾飞的根本推动力,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基本含义;学习与研究邓小平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试论农地流转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促成了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兴起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呈现出参与主体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利益主体与原有“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的参与者既存在利益关联,又有利益冲突,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各自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基于农地流转的利益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置于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框架下,并探索治理的优化,是今后广大农村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