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

全球化时代城市问题越来越多的以尺度问题的形式出现,尺度理论为分析城市发展背后的各种动力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回归后,特区政府如何与位于不同尺度上的地域组织相互作用,进行尺度重组,是探究香港城市发展与管治的关键问题。本文考察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项目构想、方案设计,到咨询及申请拨款的全过程,识别这个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尺度的作用者,分析他们的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研究表明,回归后,特区政府主动向上尺度重组以拓展香港发展的腹地,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是其尺度重组的重要方式。同时,香港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是参与城市发展尺度重组的重要力量,地方行动者运用尺度政治从多个尺度建构话语和采取行动,对特区政府的方案进行抗议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对香港的案例分析可加深对体制转型背景下地域组织尺度重组的认识,丰富尺度重组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国家客观地了解香港,为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内地市民社会逐步萌芽成长,案例中特区政府与香港市民社会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为内地政府提供借鉴。     

社区尺度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识别与尺度效应——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为案例区,以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空间配置法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实现了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比街道尺度和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识别结果,判断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尺度效应,探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尺度效应的形成原因,明确选择社区尺度作为识别空间单元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基于空间配置法的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识别案例区约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主要原因包括：较大空间尺度容易忽略区域内部社会空间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研究结论将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系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流动人口聚居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利用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点数据,借助ArcGIS 9.3软件创建不同尺度方格网并计算格网内文化企业点数和密度,运用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和Kriging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尺度的增大对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具有“稀释”作用,稀释能力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这种稀释作用具有一定的尺度“阈值”;② 格网尺度超过1.5 km×1.5 km时,集中程度随尺度变化较小;③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将文化产业空间分为三个尺度层次,微观尺度（0.1 km×0.1 km~0.6 km×0.6 km）下自相关系数随尺度增大而快速增大,中观尺度（0.6 km×0.6 km~2.8 km×2.8 km）下高水平波动,宏观尺度（2.8 km×2.8 km以上）下趋于稳定;④ 从微观到宏观尺度,文化产业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是由空间单元划分引起相邻文化密集区的空间重构造成的;⑤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渔民南海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与情感体验——以潭门渔民为例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地利用监测适宜尺度选择方法研究 ——-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适宜尺度选择是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不同的研究目的下, 尺度选择的方法和标准也随之变化。以塔里木河流域20 世纪50 年代土地利用数据为例, 将面积 作为尺度选择的参数, 统计斑块面积分布直方图, 然后计算9 种比例尺(1:2 000 000, 1:1 000 000, 1:500 000, 1:250 000, 1:100 000, 1:50 000, 1:25 000, 1:10 000 和1:5 000) 下的归一化尺度方差, 最后结合Shannon-Weaver 景观多样性指数、Simpson 多样性指数和分维 数补充归一化尺度方差的结果, 探讨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尺度规律。结果如下: ① 归一化尺度方差值显示塔里木河干流50 年代土地利用监测适宜尺度为1:50 000 比例尺(约20km×20km 网格大小), 除沙地适宜尺度在1:100 000 比例尺外, 有林地、灌木林地和盐碱地的适宜比例尺均在1:50 000 比例尺上; ② Shannon-Weaver 多样性指数、Simpson 多样性指数和分维数结果表明盐碱地的多样性指数的适宜尺度与归一化尺度方差结果相同, 沙地的多样性指数与归一化尺度方差的适宜尺度域相同, 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多样性指数最优尺度在1:10 000 比例尺与归一化尺度方差结果不同; ③ 沙地和盐碱地的分维数在1:10 000 比 例尺处有明显的上升, 沙地达到最大值1.35, 而在其他尺度分维数值接近, 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则在各个尺度分维数值接近, 且值不超过1.2。     

论竞争优势与小城镇发展：以滕鳌与西柳镇为例

详细考究了辽宁省小城镇滕鳌与西柳以竞争优势理论对它们的发展从空间,时间,市场,资金,人力资源五方面进行了动因分析,为其它小城镇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思考。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镇域尺度的规模农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重庆奉节县为例

在土地利用逐步集约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厘清山区规模农地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整合山区有限的农地资源,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意义重大.为揭示山区镇域尺度规模农地演变规律,本文基于重庆市奉节县典型山区乡镇2008年、2018年两期4类农地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草堂镇、...     

GPM卫星降水数据的降尺度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内2019年33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点的测量数据为真实值,选取相关系数(CC)、均方根误差(RMSE)以及相对误差(BIAS)等多种统计分析指标对GPM(Global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卫星降水数据进行精度验证,并引入地形因子作为空间参考要素,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GP...     

干旱区城镇发展的理论探讨：以新疆为例

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意见咨询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探讨了干旱区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ａ．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干旱区城镇发展的渊源；ｂ．水资源是干旱区域镇发展的限制性因子，但并不能解释干旱区城镇发展一般的规律性；ｃ．应重视科技水平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人口空间数据适宜格网尺度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在100m、200m、300m、400m、500m、600m、700m、800m、900m、1km 10个格网尺度人口格网数据的基础上,引入景观生态学的相关指数和方法,探索不同格网尺度表达人口空间分布的适宜性。结果表明:在用传统的基于土地利用/覆被的人口数据空间化方法进行人口空间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尺度越精细所能表达的信息越细致、完整,400m是一个人口尺度变化上的特征点,所反映的人口分布信息最细致且完整性好。由此可得,在进行山东省人口空间化的过程中,400m是一个比较适宜的尺度。     

地理边缘区经济发展过程与机制分析——以海南西部为例

地理边缘区因其交接过渡的位置而使资源环境具有特殊性,使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落后性）．探讨边缘区经济发展规律有益于寻求该类区域的合理发展路径,改变落后状态．海南西部地区是典型地理边缘区,对其近现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剖析中发现,其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初级产品与重工业化特征,地理边缘区的属性与功能在这些经济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边缘对其发展机遇（环境）、发展条件、产业选择均有影响,其中行政边缘区属性影响最为显著．     

基于黑土地保护目标的省级尺度土地类型划分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为提升对土地资源的质的了解程度,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和方向,实现黑土地保护目标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求,以黑龙江省作为典型研究区域,考虑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需求,并借鉴地球关键带理念,从气候影响、地貌条件、地质条件、土壤特性、水文分布5个维度构建三级分类,基于GIS平台采用空间叠置法对主导因素中级分类进行叠加和综合,进行省级尺度土地类型划分。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共划分为39个土地类,2 121个土地型和4 945个土地组。黑龙江省土地类型单元较丰富,类型单元面积分布不均衡,低级单元相比高级单元属性更丰富,黑土区的土地类型单元呈现出不同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类型单元可反映区域的自然地理规律。空间组合结构上主要有对称式空间组合结构、重复式空间组合结构、镶嵌式空间组合结构3种结构形式。土地类型数量和结构呈现的规律性分布可为黑土地的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奠定基础。     

多维尺度重构视角下“双城合并”的过程与机制——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村域尺度上的农村用水量预测研究——以河南省镇平县为例

农村用水量预测是农村饮水工程规划的基础.而农村用水历史数据缺乏,人口流动大,农户饲养畜禽的种类和数量年际变化大等因素为建立农村用水量预测模型带来了困难.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根据生活用水量、畜禽饲养用水量、企业用水量、管网漏失和未预见水量4项指标建立农村用水量预测综合模型,并在软件ARCGIS9.0中实现此模型,分析了镇平县农村需水量和缺水严重程度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镇平县农村需水量南多北少,中南部缺水比较严重.最后,根据镇平县农村缺水严重程度确定了23个农村重点饮水工程规划村,从而为农村饮水工程规划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空间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