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地价影响研究

城市地价的飞速上涨和成本提高,对企业选址、个人购房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城市多中心发展能否有效抑制地价亟待实证检验。基于2008年和2013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微观土地出让数据,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对地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能有效抑制城市过高地价,但会显著提升城市低段地价和城市整体平均地价;②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商住用地地价提升作用显著,但对工业用地作用不显著;③ 反映土地需求的城市人口密度对于城市综合地价具有显著提高作用,增加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能有效降低城市综合地价,土地等级和出让方式等地块特征因素对交易地价影响也十分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引导城市多中心化发展既能提供给企业、个人更多的用地选择,有效缓解城市主中心地价过高问题,也能推动城市次中心建设,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业区位影响研究动态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兴产业作为当前城市/区域发展最具活力的业态分布于不同能级的城市及其内部不同区位,与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互促互进彼此影响的关系,且具有带动发展和就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竞争力的作用,备受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学等关注。梳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流派、国内新兴产业区位指向及影响因素、典型行业区位规律和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对新兴产业影响进展,发现(:1)新兴产业内部分支行业的区位选择规律不尽相同,且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文化层累、制度环境和知识属性及其密集度等成为新的区位因子(;2)城市内部的新/旧空间要素和实体/虚拟空间要素均对新兴产业的集聚性起到重要作用(;3)现有研究方法呈现产业-空间割裂状态,应构建面向制度、关系网络和地方文化层累的空间要素-新兴产业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有助于明晰产业-空间互动机制和实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区域规划的协同性。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南京城市空间重构对土地出让时空演化影响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格局是城市空间功能演变的结果和空间表现,对两者间关系的探讨是地理学经典研究领域。本文基于2003-2010年工业、商服、住宅用地微观出让数据,运用样带分析方法,研究南京市不同用途土地出让的时空演化及作用机制,着重探析"退二进三"和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新城发展等城市空间重构行为对土地出让区位、规模与土地投标租金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南京市土地出让的空间用途结构和地价分布符合Alonso经典竞租模式,但也呈现多中心城市的特征;主城区地价水平较高,以小宗、密集的商服与住宅用地出让为主,旧城改造对提升老城区地价具有明显作用;郊区开发区为工业用地出让的主要区域,由于地价受行政影响较强,工业用地地价被压低,在同一工业园区空间范围内投标租金曲线呈现扁平化特征;新城通过改善生活生产服务设施,引致大量土地出让和土地价值提升,呈现一定的产城融合发展态势。     

21世纪初期南京城市用地类型与用地强度演变关系

城市三维空间扩展已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特征。利用南京市2000年和2012年两期三维城市数字重建成果,将地类变化转移矩阵的应用方法进行拓展,研究城市建成区用地类型变化引致的用地强度的演变。主要结论为：① 21世纪以来南京建成区处于高速扩张之中,12年间工业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其增加的来源主要是农用地,其次为住宅用地,农用地和水域面积减少较为明显;② 在城市内部5种主要地类的转化过程中,除住宅用地转为其他建设用地的类型容积率有所降低外,其余转换类型容积率均有明显增长,城市内部用地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地块,容积率也处在不断的提高中;③ 在城市扩展区各地类的容积率保持在较好的水平,新增住宅、教育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容积率超过了老城区相应地类的容积率,新建工业用地容积率与老工业用地容积率持平,新建商业用地容积率是老商业用地容积率的65.67%。     

重庆市主城区物流园区空间布局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选择现代物流业相对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主城区为典型案例,通过对物流园区实地调研与管理部门的访谈获取论证数据展开案例实证。重庆市主城区的物流园区的案例研究发现：① 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围绕城市中心区外围布局,二是沿交通干线或重要交通设施布局;② 物流园区的自身建设是城市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一方面促进和引导城市建成区的向外扩张,另一方面体现在物流园区通过自身建设和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改变城市的用地结构和内部用地功能。最后分析总结了物流园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4种机制：垄断机制、配套机制、地价机制和聚集机制。     

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与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构建了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同类模型了对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容积率指标,分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变化规律并不相同,而后者居于前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由中心到外围为商务→住宅→工业→农业模式;转轨期容积率比计划经济时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住宅、商务等建筑容积率的空间分布模型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型;住宅、商务、工业等建筑容积率依次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住宅、商务用地的向心分布和工业用地外迁的现象。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格局与机制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功能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与扩散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中心地的演变特征。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利用城市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数据资源,借助GIS软件,采用核密度、斑块聚合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春市2003-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的增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结构从“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到“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空间格局从“大分散、小集中”到“大集中、小分散”;城市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机制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整体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城市住宅地价影响因素的定量识别与时空异质性——以武汉市为例

定量测度微观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是有效揭示住宅地价形成机制的重要条件。本文基于武汉市2007-2015年公开出让的住宅地价样点数据,采用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修正的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测度微观影响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显示,各要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序变化特征复杂,空间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而言：①2007-2015年间,武汉市住宅地价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容积率>医院>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铁>公园。②在时序上,城市中心对住宅地价的影响程度呈增强趋势;城市副中心对住宅地价影响整体有所减弱;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程度呈指数式上涨;地铁对住宅地价增值作用主要发生在开通后;公园的影响持续下降;容积率的影响则在时序上先减后增,与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呈反向变动关系。③在空间上,在二环内中心区域,公园、容积率等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较高;而在二环以外,与生活便利性相关的地铁、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更强;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功能对住宅地价作用在空间上的互补效应明显。基于研究结果,强化景观用地等的宏观配置和保护力度,审慎确定容积率等是当前城市土地管理值得关注的问题。     

时间异质性视角下对中国城市形态多中心性演化的探究

针对现有文献对于城市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时间异质性探讨不足的问题,本研究基于1 km格网人口数据,采用相对最小阈值法测度2005—2015年全国地级市城市内部形态多中心性,使用系统聚类算法对其时序演化模式进行归纳,并通过混合效应模型将时间异质性纳入到城市多中心性演化相关因素的探索中。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多中心结构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② 共识别了五种多中心的演化模式;③ 多中心性与区位特征、人口特征、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显著相关;④ 中国城市多中心性演化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差异性,符合扩散-聚合的规律,与经典城市结构理论相契合。研究发现及使用的相应方法有助于推进对于城市多中心性发展规律的进一步理解。     

北京市住宅用地开发压力与城市扩张预景——基于阻力面的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从市场机制下的供给方视角出发,提出了预测大都市区住房建设区位选择的一个新模型,并利用2005～2009年北京市新增住宅项目的抽样空间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应用阻力面模型模拟了北京市未来住宅建设用地开发压力和城市扩张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北京市的新增住房用地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单中心同心圆的基本模型,但正在逐渐向等级制特征下的多中心格局演化,北部、西北部区县的中心城区以及南部新城、新开发区周边更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下一轮住宅建设核心区,从而成为城市扩张的重点区域。     

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业区位影响研究动态与展望

新兴产业作为当前城市/区域发展最具活力的业态分布于不同能级的城市及其内部不同区位,与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互促互进彼此影响的关系,且具有带动发展和就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竞争力的作用,备受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学等关注。梳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流派、国内新兴产业区位指向及影响因素、典型行业区位规律和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对新兴产业影响进展,发现(:1)新兴产业内部分支行业的区位选择规律不尽相同,且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文化层累、制度环境和知识属性及其密集度等成为新的区位因子(;2)城市内部的新/旧空间要素和实体/虚拟空间要素均对新兴产业的集聚性起到重要作用(;3)现有研究方法呈现产业—空间割裂状态,应构建面向制度、关系网络和地方文化层累的空间要素—新兴产业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有助于明晰产业-空间互动机制和实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区域规划的协同性。     

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联动效应——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利用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分析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分布特征及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探索对城市聚类空间分异研究的新途径。结果表明：(1)研究区开发强度具有“圈层+轴线”分布特征,沿商业用地呈轴线明晰的高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中—高—中—低”圈层分布明晰,空间分布不均,沿商业用地和商住混合用地形成了具有带动城市活力的商业环带。(2)地块的区位条件、用地功能等是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之间联动效应的决定因素,解析三者之间联动效应的内在机制可以将研究区精确划定为9个聚类空间分异类型。这种联动效应的应用可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控和城市问题的生态治理。     

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格局与利用强度时空差异研究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各类土地用地规模、空间格局与利用强度的改变。论文基于互联网爬虫技术获取郑州市城市住宅小区时空数据,以住宅小区面积与容积率为指标,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以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与集聚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 随着主导因素的转变,1985—2019年郑州市住宅用地面积增加趋势明显,但2017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住宅用地容积率由缓慢增长趋势逐渐转变为快速增长趋势。② 受常住人口总量迁移规律影响,在研究期内郑州市住宅用地重心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但仍主要分布在市内五区交界处;受经济重心的斜“N”变化趋势影响,其东西向迁移速度大于南北向迁移速度。③ 随着住宅用地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由分散向集聚演变,空间分异程度由局部突出转变为区域平衡为主。④ 街道尺度下住宅用地容积率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区、城市规划商业中心区成为容积率高—高集聚区,而生态涵养区成为容积率低—低集聚区。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土地开发强度的长春市城市空间效率分异研究

以地块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为基础数据,从土地开发强度这一微观视角出发,针对长春市建成区圈层式快速发展的现实,运用替代原理和竞租理论分析长春市中心城区1 460个地块的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的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进行判断,总结分异特征和原因。研究发现：长春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不符合替代原理,地块容积率的分布总体呈现“高-低-高”的环状分布特征;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组织总体上符合竞租理论,公共服务设施对传统竞租函数及其空间结构组织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长春市在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低效与“超效”并存;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是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的主要用地类型,以商业、居住、娱乐、休闲、办公为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矛盾。     

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研究——以佛山市禅城区为例

基于统计资料和实际调查分析佛山市禅城区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结果显示,禅城区的城市用地空间演变遵循一般圈层式和轴向填充式规律,空间演变历程可分为4个时期:形成期、渐进扩散期、填充期和蔓延期.城市土地利用均质度较低,没有形成一定的功能分区,用地布局总体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工业用地与城市其他功能区边界模糊.区域环境变化、行政区域调整和产业发展与升级是影响用地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最后基于问题提出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石家庄城市土地利用增长研究

在城市用地增长管理中,单一考虑土地利用面积数量的变化,忽略用地强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本文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基础数据源获取城市土地利用类 型和强度信息,通过构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指数,从地类变更和集约度变化两个方面,对1994~2002 年石家庄市城 市建成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从面积扩展和强度增加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可 以补偿单一指标认识城市土地利用增长的不足,集约度增长指数较好地综合了两个方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期间 耕地仍是城市用地增长的重要来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也成为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的重要途径;城市用地扩展 并辅以集约程度的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组织整体上呈集约化圈层式向外扩散,城市土地利用趋向合理;城市土 地利用变化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中心区更多向空间立体维度发展,其他区则以内部填充、外延扩展和城市更新 等方式实现城市用地增长;在类型上,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空间区位差异性,中心区继续强化城市中心职能,以商 业金融业用地等“强”城市属性地类变化为主。     

城市内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实证

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