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通则法执行编立法基本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建立起一个完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要求已经变得越发迫切,而具体反映在财政税收领域,伴随着公共财政、依法治税和税制改革的发展,制定一部规范税收基本问题的税法通则法更是提上了立法议程,而税收通则法专家稿的起草也早已启动。从宏观上来看,税收通则法     

浅谈税收债权债务与公共财政之比较

税收之债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必然要求奉行严格的税收法律主义,而税收法律主义的遵循又提升了税捐义务人的法律地位,使纳税人的权利获得更多的保护.税收之债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税收法律主义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构成了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基点,而公共财政的背景又强化了税收之债的现实可能性.然而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有着其固然的缺陷,不能圆满地解释公共财政理论.     

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几个问题

纳税人诉讼是指以纳税人身份对政府的违法公共支出行为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人民主权、保障人权、税收价格论为纳税人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监督权的规定则是其法律依据。法治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纳税人诉讼,并开展了丰富的诉讼实践。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建设公共财政和法治政府、推进宪政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具有现实迫切性和深远意义。应当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税法通则的制定中,对纳税人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作出特别规定。     

税收国家及其法治构造

现代国家源起于现代意义的税收,税所具有的公共对价性、非营利性与国家的民主法治性结合而成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必须反映公共目的及国家目的的两个面向。没有税收国家,就不可能有以经济自由为中心的实质法治国家;反之,税收国家须营造一个完善法治的构造。税收国家的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起源于财政民主理念,以此为导引完善财政立宪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相关程序制度,由此为税收国家权力运作设定一个起码的边界。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浅议税收与宪政的四重关系

近几年来,税收与宪政关系的命题成为法学界,尤其是成为宪法学界和税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财政与宪政、税收与宪政的看法。有学者提出"财政立宪主义"的话题,有学者提出"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税收奠定宪政基础"的命题,也有学者提"税收立宪"的问题,还有学者以"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撰写了博士论文。本文从税收与宪政在经济学上的关系、税收与宪政在政治     

纳税便利原则研究

方便并有利于纳税人为核心内涵的纳税便利思想,应贯穿于税收立法与税法实施的全过程,并作为一项基本的税法原则固定下来。在事实层面,纳税便利原则以多种表现形式存在于我国现行税法规范之中;在价值层面,纳税便利原则强调从保障纳税人基本权益的视角进行税制构建与税法实施。纳税便利原则根植于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与人权保障原则,主张国家有义务为纳税人提供与其履行纳税义务相匹配的便利条件,税收立法确定、简便、易懂,税收执法规范、科学、以人为本,是形式方便与实质有利、征税便利与纳税便利的有机统一。纳税便利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效率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存在联系与区别,对改善我国税收法治环境、规范国家税权、完善实体税制及征管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

在当代 ,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和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研究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内容、实质与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宪法及税法中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预算国家:财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预算是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现代预算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经验.英国、法国、美国遵从三种不同的路径,均成功实现了由税收法定向预算法定的转变,构建了现代预算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构建预算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税收国家发展的成熟期,迫切需要向预算国家转型,而现实的途径是在财政统一和财政监督交替进行的模式中,加快预算法制建设,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法治体系.     

税收法治: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

近现代法治的发展和税法的变迁 ,税收领域的法治状况 ,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税收的本质就是为了服务纳税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守法意识 ,以及国家公务员的负责意识的进一步强化 ,是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     

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公共财政是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石。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之需要,其本质是纳税人有权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推进和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建设,应当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等原则,从而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和谐。     

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房产税改革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其正当性建构必须得到重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有关土地公有制和双重征税的质疑能够化解,存量房产具有可税性。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可分解为五个维度:一是征税正当,应以完善财产税制为直接目的,组织收入的功能则需经由整体性的税费结构调整来渐进地实现。二是定税正当,应以税负适度为核心,合理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及税收优惠。三是管税正当,应完善房产评估等配套制度,建立以纳税申报为主体的新型征纳模式。四是用税正当,应强化地方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形成地方财政收支健康运转的良性循环。五是程序正当,应以制定房产税法的形式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和可参与化来增强其民意基础。     

当代财税立法的生成与演进路径

我国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等方面的财税立法命途多桀,检视剖析建国以来财政立法的生成与演进的轨迹,检讨总结成败得失所包涵的经验,分析财政立法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从行政主导到立法主导、从闭门造车到开门立法、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进而探寻财税立法的发展趋向,应由试验主义向法律主义转变、由工具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由建构主义向本质主义转变、由渐进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     

From Programmatic Reform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and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Disciplinary Encounters

This article uses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NTA), the leading twentieth‐century organization of tax professionals, to strengthen our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ary encounter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on existing sociolegal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NTA embodied tax law's ambivalent historical interaction with public economic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07, the NTA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an eclectic and catholic organization of tax professionals with a high public profile to an insular, scholarly association of mainly academic public finance economists. Using a mix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historical evidence, we conte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TA's mission and outpu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ax knowledge, and by the dominant role that public economics has played in shaping that knowledge. This increasing specialization allowed the NTA to secure its position as a bastion of scholarly tax research. But that achievement came at a cost to the organization's broader civic mission. This article is thu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how two competing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tax law and public economics—have interacted within a particular organizational field, namely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ax law and policy.     

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如何进入税法“总则”——规制时代税收法典化的困境及其破解

税法“总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税法体系化的基本形态,亦是税收法典化的基础性工程。然而,规制时代下“解法典化”的趋势,使得税收法典化陷入规范封闭性与现实开放性之间矛盾的困境。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的客观法秩序性质,使得其在具备规范拘束力的同时能够保持结构的开放性,赋予国家义务的同时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由此,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可以成为破解税收法典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宪法财政基本国策条款确立的发展导向需要通过税法“总则”的立法目的条款予以具体化。在坚持适度法典化的通则法定位基础上,以量能课税原则、受益原则和国家辅助原则的多元互补重塑税收公平的内涵,并在程序保障之下,通过立法沟通机制,最终形成“规则—责任”相衔接的立法体例。     

税的本质探析

税的本质应为无对价的公法之债。作为纳税人全体的人民是债务人,其纳税后有权请求作为债权人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而作为整体和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实质债权人,它在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后,有权请求作为债务人的人民以纳税的方式偿付享用公共产品应当支付的费用和价格。税之债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它赋予税法以崭新的地位和体系变为可能。     

从赠与视角看构建部颁税法规则审议机制——以财税[2001]28号、财税[2011]82号等为例

实务中,税收构成要件的认定贯穿于税法评价始终。税法评价旨在税企争论双方论辩中达成共识,其争辩借助并基于部颁税法规则。部颁税法规则一事一议,针对复杂的交易形式,提供交易定性的判定规则,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税法评价基于民法规则,与民商法具有内在协调性,而税法规则的缺陷在于罔顾民商法规则。于政策层面,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应专设规范性文件审议机构,以提升部颁税法规则的法学素养,增进其法学品行,打通其与部门法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该类机构或可逐渐独立于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形成类似税务仲裁或税务法庭之类的机构。     

论公共财政监督与控制——以宪法为视角

从各国宪法制度安排的角度探讨公共财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国家权力配置问题,有助于反思国家公共财政监督的制度建构。议会制度产生之初,议会通过控制财政来监控政府,系议会民主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发展,公共财政已由议会控制转向实质上由政府掌控,议会对财政控制转而通过立法等法治手段来监督,并不参与实质意义上的议决。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监督功能尚待完善的情形下,将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化、法治化应成为首选途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公民或者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有效地参与监督国家的公共财政开支。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

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