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论

一在建安七子中,王粲(177—217)至少有四个引人注意的特点:一是年龄最小,孔融比他大二十多岁,不折不扣长一辈,其余五子也都比他年长。二是出身最高贵,其先世在东汉历任高官,地位显赫,为其余诸子所不及。三是其余五子都是曹操罗致而来,唯有王粲是自己送上门去的。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我公奋钺,耀威南楚。荆人或违,陈戎讲武。君乃发义,算我师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这是合于实际的。四是王粲投奔曹操以后,在各个方面跟曹操跟得很紧,不仅与时时托病休息的徐干、一度被曹操关押起来的刘桢二人大异其趣,就是跟阮瑀、陈琳二位相比,也显得更加热衷,巧于迎合。王粲为曹操歌功颂德     

情眷眷而怀归兮——王粲《登楼赋》赏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王粲(字仲宣)这个名字不是很陌生的。他生于公元一七七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卒于公元二一七年(汉献帝建安二二年),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王粲自幼聪颖,十四岁时就受到当时的大文学家蔡邕的赏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少在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相迎。”这在王粲的确是可引以自豪的。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胜于气 长于情——建安文人刘桢、王粲之对比

刘桢与王粲是建安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本文拟从二人身世、遭遇、个性、文学风格等方面进行对比,来探讨刘桢与王粲这两位建安诗人不相同的人品和文品。     

略谈三曹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曹植封平原侯),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在蜂起的作家群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曹操和他的次子曹丕、三子曹植。     

论曹植诗

(一)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的出现,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丕(子桓)植(子建)都有着莫大的功绩。所谓“建安七子”,就都是那时负盛名的文学家。子桓说:     

刘桢简论

被誉为五言诗创作“妙绝时人”的刘桢,是建安诗坛上一位颇有成就的重要诗人。后世评论者往往把他与“建安之杰”的曹植并列,或者与王粲比并。从刘桢现存的数量不多的诗篇看,这种简单的比并,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可以见出他的诗歌创作在当时,或稍后一点的南朝时代是有一定影响的。     

“建安七子”何来孔融?

一“建安七子”之说,源于曹丕的《典论·论文》。《论文》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     

读陶渊明《饮酒》诗札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和酒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魏晋时代,饮酒可说是一种时代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中以饮酒而出名者不乏其人。其流风遗韵影响到陶渊明,使他的生活和酒不能分离。他为彭泽今时,“公田悉令种秫”,为的是不乏酒;颜延之留给他二万钱,他却“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他平时饮酒的情态也是够别致、够直率的:“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华,还复著之”,“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别；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建安文学研究述要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文学繁荣,对此,我国历代作家、批评家都给予重视,并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这一漫长的“建安文学研究史”,对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经验,促进今天建安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循着历史的线索,对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加以简要评述,以求勾划出古今建安文学研究的基本概貌。     

慷慨有悲心 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赋作中的慷慨情感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精神内涵而被冠之以“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帮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正是建安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曹植这位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总论》)的命运多舛的文坛主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

曹操和曹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有名的所谓“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谈到“建安文学”,人们都盛赞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激昂慷慨的风格,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话准确地叙述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风貌,同时也表述了曹操与曹植作品的基本特色。     

情真词切 忧思绵绵——读王粲《登楼赋》

一 王粲字仲宣,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一七七年)生于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卒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终年四十。 《登楼赋》是王粲在荆州时登当阳城楼所作。它抒发了作者登楼远眺时兴起的乡关之情,乱离之感,倾诉了怀才不遇和渴望太平,希图建功立业的心情。风格沉郁悲凉,     

俞绍初新修订本《建安七子集》评介

俞绍初先生潜心三十余年辑校、修订的《建安七子集》,堪称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一、整理有方,突破旧辑本面貌。俞先生在整理辑佚本《建安七子集》时,并不以明清某一辑本为底本,而是追本溯源,所用底本不主一家,弥补了明清旧辑本搜罗未备、勘理未精的缺失。此种整理方法在国内开风气之先,具有范式意义。二、校勘精审,订正传世文本错误。新修订本《建安七子集》,纠正了一部分传世文本的错误,订正了作品中一些"专门用语"的含义,校勘、标点均较以前版本更为精确,堪称校勘精良之作。三、考辨有据,深化建安文学史研究。在整理作品的基础上,俞先生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辨,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历程及书写传统提出了新的见解,深化了建安文学史的研究。此种将作品整理与史料考辨相结合的路子,在学界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     

刘桢及其作品的悲剧精神

刘桢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钟嵘誉为“文章之圣”。仅从其现存诗文看,悲剧意识,悲剧情感,悲剧意象,悲剧个性充盈个中,不仅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而且体现了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精神。     

阮瑀与建安文学

阮瑀(公元?——公元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人。早年受学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建安中都户曹洪欲请他掌管书记,被拒绝。后应曹操之请,出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建安”十七年卒,是“七子”中继孔融之后第二个辞世者。关于阮瑀的著述,《隋书·经籍志》录有五卷,新、旧唐书同,《宋史·艺文志》阙载,至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仅收录《阮瑀集》一卷,然文多残缺,诗亦不整。据此可知,其作品于宋代已大多亡佚。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