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城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异比较

鉴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较少涉及空间异质性对住房特征价格的影响,也很少尝试构建不同计量模型来比较模型间刻画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的准确性,以长沙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采用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都表明,长沙市中心城区的住房属性边际价格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揭示住房价格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小区环境、交通条件、教育配套、生活设施等因素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②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扩展模型都能对传统特征价格模型进行改进,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解释能力和精度方面都超过空间扩展模型;对属性系数估计空间模式的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形成的结果比采用坐标多义扩展的空间扩展模型更为复杂和直观。     

中国区域创新来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区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异质特征。结果发现当前中国区域创新主要来源是自主研发,国内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对区域创新有正向作用,外国技术引进、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存在一定负效应。不同的省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创新来源因素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大体呈现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后发地区梯度递减特征。在东、中部地区,自主研发成为主要创新来源因素,正效应显著;西部地区的创新来源除自主研发,国内技术转移和吸收仍发挥重要作用,地理加权回归较好揭示了创新影响的空间异质特点。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该文基于中国2004-2011年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就业水平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即产业集聚达到门槛值之前,集聚对就业水平具有正效应,但跨越门槛值之后,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分行业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值不尽相同,相同集聚程度下,不同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国灰水足迹人文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Hoekstra和Chapgain提出的污染物吸纳理论,估算了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灰水足迹,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2012年中国灰水足迹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STIRPAT模型,测算了人口和富裕等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灰水足迹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人文因素对水资源环境的威胁大小排序,依次为城市化率、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和富裕程度,其中,城市化率、人口数量、农业比重和人均GDP每提高1%,分别引起灰水足迹增加1.03%、0.85%、0.63%和0.52%;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人口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北向南逐步加大,富裕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减小,农业和城市化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南向北逐步增大;在现有样本范围内,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     

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中国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比较研究

本文以全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的城市经济网络和以合著论文数据构建的城市知识网络为基础,借助多尺度地理加权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全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嵌入上述两类网络后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受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1)嵌入不同类型城市网络后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差异。相比于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两种差异化影响且呈现出小尺度溢出特征,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呈现大尺度溢出特征。(2)不同规模城市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在经济增长方面所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差异。特大超大城市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后有较大概率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大城市和小城市分别在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和城市经济网络后有较大概率获得高经济收益,中等城市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在获得高经济收益方面均无明显优势。(3)不同区域城市在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获得的经济收益呈现出总体上的区域性差异特征和局部地区的地理临近相似特征。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城市从城市经济网络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最高,与这些城市相临近的中西部地区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次之,内陆其他中西部地区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最低。城市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后获得的经济收益呈现明显的由北向南梯度递减特征。     

地区间贸易流量的产业—空间模型构建与应用

通过深入剖析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考虑到同业影响因子,重新构建引力模型,并引入空间滞后因子,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建立了估算区域间贸易流量的产业—空间统计模型,并在中国30 个省区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以省区间农业、化工、通信电子3 个产业贸易流量的估算为例对上述方法进行了说明。结果表明：① 空间统计模型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区域间贸易流量的估算可靠性;② 随着空间权函数中带宽的缩小,贸易流量显得更加集中。因此,带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同行业应选取不同带宽;③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同业影响机制和贸易特征,农业输出地以中部地区为主,目的地以沿海地区为主,具有一定的同业竞争关系,而化工、通信行业的产业流动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内部,具有很强的同业合作关系。     

基于多光谱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石嘴山城市 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研究

城市土壤有机碳（SOC）分布受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 异。为揭示石嘴山市 SOC 受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分别利用普通克里格法（OK）、多元 线性回归克里格法（RK）、遥感反演方法（RS）和遥感-地理加权回归克里格法（RGWRK）预测石嘴 山市 SOC 空间分布。结果表明：石嘴山市 SOC 含量在 1.31 ~ 66.92 g·kg^{- 1} 之间变化;其平均值为 17.61 g·kg^-1。石嘴山市不同功能区 SOC 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工业区>医疗区> 商业区>道路>住宅区>公园>农田>科教区;SOC 含量变异系数为 66.27%;呈中等程度变异;其最佳拟合模型为高斯模型;C₀（/C₀+C）为 0.02;属于强空间自相关。SOC 与遥感影像波段 DN 值的差值（B1-B7、B3-B7、B4-B7）和地形因子（高程、坡度、起伏度）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性（p < 0.01）; 通过对 4 种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可知以各波段 DN 值差值与地形因子为输入量;利用 RGWRK 预测 的 SOC 精度最高;相比 OK 精度提高了 10.05%;相比 RK 精度提高了 8.79%;相比 RS 精度提高了 8.92%;研究区 SOC 含量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工业区 SOC 含量是郊区农田 SOC 含量的 1.92 倍;表明 城区 SOC 含量有富集的趋势。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空间依赖、空间异质与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敛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划分出京津冀都市地区的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并在传统经济收敛模型基础上,运用空间俱乐部收敛模型和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敛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京津冀都市地区已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中心区域和以张家口市、保定市为核心的环绕京津的外围区域,京津冀都市地区整体上存在微弱的经济收敛。其次,京津冀都市地区中心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空间外溢效应较大,加之中心地区接受知识、技术扩散的能力较强,存在经济收敛,并且收敛速度较快,而外围区域则不存在经济收敛。再次,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内部存在经济收敛系数结构的不稳定性。     

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LM）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识别影响食源性疾病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中国食源性疾病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集中分布于南部以及沿海地区,五年间集中区已出现明显的向北移动的趋势;（2）中国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五年间空间集聚下降。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中国北部。2011—2016年,中国食源性疾病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布特征类似;（3）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事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突发环境事故的增加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增加,而政府财政投入、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减少。除居民教育水平外其余变量也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差异。地区人口密度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向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对食源性疾病的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中部向东西逐步加大。城镇化率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环境质量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增;突发环境事故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中部向东西加大;年平均气温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南向北减小;年平均降雨量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减小。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问题和主要对策

本文在阐述了高技术产业的划分和基本特点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后提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五项对策 :1追求高技术产业的范围效益 ,2通过税收等金融政策引导高技术产业调整 ,3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三螺旋模式 ,4投资多元化 ,5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新疆工业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

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对促进新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明确新疆工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绩效特点,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以及地级行政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测度并分析了新疆工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区际差异。2008年以来,各区域工业创新活动普遍缺乏DEA有效性,规模效率低下是主要原因;经济市场化、产业集聚都有利于区域工业创新效率提升,但人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反向作用,FDI和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剔除环境效应和统计噪音后,工业创新效率分布呈现\"北疆高于南疆、核心区高于外围区\"的空间极化格局。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城市生态韧性的社会网络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区域绿色协同发展。选取黄河流域63个地级市2012—2021年相关数据;构建压力-状态-反应模型。采用CRITIC-TOPSIS、引力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生态韧性、联动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黄河流域生态韧性总体在0.5左右波动;表现为“上游>下游>中游”;各流域年平均涨幅分别为0.41%、0.30%、0.40%。（2） 黄河流域大致可分为7个主要城市网络（N₁~N₇）;上、中、下游的流域聚集程度和城市关联程度依次不断升高。（3） 考虑直接作用、调节作用以及替代效应的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网络N₁~N₄的城市生态韧性提升作用更大;影响系数分别为0.4213、0.4210、0.5085、0.8883;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有利于提升城市网络N₅~N₇的城市生态韧性;影响系数分别为0.8483、0.5669、0.8128。     

中国主要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异与机理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在全域和局域尺度分析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二者在全域尺度上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在局域尺度上...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green patent data from 264 cities in China between 2006 and 2020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in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GTI)across the country and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driving factors.Moran's I index,Getis-Ord Gi*index,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The findings indicate an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GTI within Chinese cities.Provincial capi-tals,cities along the eastern coast,and planned cities emerge as the prominent\"highlands\"of GTI,whereas the\"lowlands\"of GTI predominantly lie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form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hot in the east and center of the country,cold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northeast.\"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gravity of GTI is toward the southwest of China.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in the\"northeast-southwest\"direction,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diffusion,\"followed by\"agglomeration.\"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the highest determining power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GTI in Chinese cities,whereas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the lowest degree of relative influenc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y two factors contributes to an amplified ex-planatory power in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in GTI.     

秦巴山区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及影响因素——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山区乡村长期处于地形地貌制约、自然灾害频发的风险胁迫之下,乡村交通系统网络化水平低、抗灾能力弱,交通环境脆弱性问题突出。以秦巴山区洛南县为例,基于人地关系脆弱性的暴露、敏感、应对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涵盖风险事件、地理特征、关键出行路径、路网结构、交通工具、家庭资本等要素的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基本构成框架,并针对性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和GeoDa软件解析了洛南县交通环境脆弱性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自相关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了自然、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交通环境脆弱性以县城及城郊为中心向外递增形成圈层结构,且垂直差异显著;暴露度、敏感性均与应对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脆弱性局部“热点”区域广泛分布于北部中山地带,且陷入了高暴露、高敏感、低应对能力的窘境。“冷点”区域多为城郊或邻近镇区的村庄,敏感性低,应对能力高;地形条件、产业分布、人口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对交通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影响,影响性质及强度存在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