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五位联动利益补偿模式探索

区域利益补偿是通过再分配实现区域公平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已经由区域经济利益失衡演变到区域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利益失衡，到了必须解决“另一个大局”的时候。应针对不同区域类型的区域关系和失衡原因，构建经济利益补偿主导、政治利益补偿主导、文化利益补偿主导、社会利益补偿主导和生态利益补偿主导，其他利益补偿为补充的五位联动区域利益补偿模式，更需要推进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和建立政策体系为保障。     

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

从国际经济失衡的特征出发,本文提出了从"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理解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并分析了其引致失衡的机制.新形态国际分工下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的非对称性是导致失衡最为直观的原因;国际分工演进中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导致了"服务"国经济的虚拟化、过度需求和贸易逆差,"制造"国的内需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和贸易顺差;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则是新形态国际分工下美国利用金融"跨时比较优势",满足其过度消费需求的制度基础.     

我国互联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研究

互联网金融既是金融创新,也提供了一种金融新业态,它促进金融功能的改进,通过激活金融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既弥补了传统金融中实体经济融资的不足,又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金融资源的可得性。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自身风险的特殊性、互联网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平台资产质量下降和互联网人才的不足等问题,我国互联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挑战,需关注人才培养、信用体系建设和风险管理。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差距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不同;从金融结构差异来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从投融资方式的区域差异来看,西部地区的融资结构失衡是西部长期发展滞后的关键;金融制度安排的“东部偏向”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     

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演变中的共生学取向

民族关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不同层次的动因,共生优化无疑揭示了民族关系的动力源泉和发展机制。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或者说共生损耗与共生能量的分配在民族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能量来源于民族共生体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效生产、交换与相关权益、利益的配置。在动态的视角中,民族共生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是共生民族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优化的过程,也是特定时空中必然优化的过程。在互利性的刺激下,民族之间共同运动,为民族关系产生新的物质结构提供了保证,促进民族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和一体化不断演变。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全球化视阈下联邦政治体制的新发展

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划分深刻影响联邦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宪政分权是联邦制的起点而不是联邦制的归宿。由于权责的对称程度不同,联邦政治体制有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两种模型。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阈下,对称性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权力逐渐加强,联邦政治体制向单一制方向发展;非对称性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权力逐渐加强,联邦政治体制向邦联制方向发展;反映在国际舞台上,两种模型演化出了许多新变体,表现为不同的联邦政治体制模式。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应及对策

金融市场中,部门间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多样性的金融发展态势,呈现出现代化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状态.而在区域经济范围内,民间金融的存在既是对“正规金融的补充”,又能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实现对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治理.但其自由性又使得民营金融常游离于国家“监控”范围之外,存在更大的随意性和变动性.要想实现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向补充效用,就必须在明确其潜在风险因素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同时抑制其产生负面作用的条件.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利益失衡的原因为：粮食主产区为生产粮食承担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对等,粮食生产对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税收,反而还要地方政府增加其配套补贴,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推进城镇化的成本。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建立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     

从金融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在剖析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机理的基础上，从系统循环的视角讨论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的思想根源；解构金融改革如何以制度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刻画如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以恰当的政府干预与制度约束阻遏宏观金融内生不稳定状态、抑制渐进性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套利机会，以内外兼顾、激励相容的“大禹改进”策略设计，构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金融安全屏障，为理解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原因——基于理论、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分析

当前正在世界蔓延的危机是一种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引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因素,而不是实体经济因素.具体来说,政府疏于管理的金融衍生品泛滥形成了超长的金融链条;美国实体经济危机的设备投资调整因素尚未成熟;生产与市场的国际间均衡减轻了美国实体经济承受的压力.因此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多之后才形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的经济危机.     

进行制度创新,遏制第四次分配

什么是腐败 ?对此 ,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 ,笔者赞同腐败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观点 ,但更认为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由于“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通常把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一次分配 ,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二次分配”1 ,“而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2 ,因此笔者把腐败称为“第四次分配”。第四次分配是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 (交易 )的结果 ,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转移——为实现不正当的目的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资本拥有者向权力持有…     

对"程序优先原则"合理性的几点思考——兼论程序的价值

过去,我们对实体制度的重视大大超过程序制度,致使我国法制建设中程序制度与实体制度失衡。文章通过对手段与目的关系、法律活动的自我规范、制度约束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阐明了程序是制度的生命,以及在法制建设中确立“程序优先原则”的合理性。     

中国城乡基层金融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建议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呼唤中国城乡基层金融的发展,以从根本上缓解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性农户的融资困境,彻底改善我国弱势人群的贫困面貌。近年,中国城乡基层金融在机构、产品、监管、配套政策及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全面进步,同时,它也面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冲击。今后应着眼于体系构建,致力于弥补完善当前失衡的金融体系,力求标本兼治。     

从辩证思维看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矛盾

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关系是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从辩证思维角度考察了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矛盾,认为非对称性是客观事物的一种根本属性,而对称则是在发展的阶段性上产生出来的。客观事物的自我发展过程,是由矛盾的非对称性过渡到基本的对称性,又从基本的对称阶段跃迁到对称的自发破缺的过程。     

利益补偿与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

利益补偿是社会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利益补偿从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区分.就我国而论,由于政府原因和市场原因导致的利益失衡表现明显,由此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十分协调,这将极大地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已经有实力适当地进行利益补偿,但还需要政府在公平与效率的协调,适时、适度的考量与把握,以及疏通利益补偿的表达与诉求途径等方面有所作为.近年来,对农民补偿、对城市改革受损者补偿、对非均衡发展战略推进中受损地区补偿、对生态外部性补偿等均表明我国已在利益补偿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论按"知"分配

一、按“知”分配的内涵与表征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化已经显示出这样一种特征,即知识与经济在其共同发展过程中,随着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的不断发展、交叉生长,出现了一体化、复合化的新趋势,形成了知识与经济一体化的结晶———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改变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形态主要依据劳力、资金、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为最重要资源的运行模式,而是越来越依靠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已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基于此,传统的分配模式必然被打破,而按“知”分配方式则应运而生。按“知”分配又称按知识(智力)分配,其核心是…     

虚拟经济:含义、特征和发展机理

虚拟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环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 ,虚拟经济在我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文章着重分析虚拟经济的特征和产生发展的机理 ,认为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物质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 ,是社会财富适应技术进步、生产发展而在组织方式和运动形态上的调整 ;虚拟经济作为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衍生出的价值运动形态 ,与实体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其非物质化特性 ,正是其非物质化特性使虚拟经济在产品创新、交易、价值决定、价格运动等方面与实体经济截然不同 ,从而使虚拟经济具有非稳定性、高风险性等特性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世界各国的体制趋同、跨国公司全球性的套利活动、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等,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符合逻辑的解释。经济全球化是增进全球福利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所获得的好处要多于发达国家,中国则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经济全球化当然也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主要源自边缘化、分工选择错误和动态转型滞后等原因。经济全球化的最近发展表明,实际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与虚拟的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对称的,这种非对称性是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主要原因。面对来之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不应重走封闭经济的老路,而是应当借助于结构改革,选择正确的开放战略,在未来的开放中获得更大利益。     

我国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的构建

谋求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是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程度愈演愈烈,过度虚拟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极具破坏力的金融危机。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作为金融市场根基的实体经济项目。基于我国中小企业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潜力,将其作为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主体既有利于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又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本良性循环、促进金融稳定,可谓一举两得。作者论证了政府在项目源培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提出了建立我国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的系统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