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国外学者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综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为丰硕。本文将对国外学者对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和综述。     

技术水平对FDI溢出与引进技术消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比较了不同技术水平下FDI技术溢出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对创新贡献的弹性系数。研究表明,引进技术对创新的贡献大于FDI技术溢出;低技术水平不利于引进技术消化和FDI技术溢出;高技术水平企业FDI技术溢出的效果相对减弱;自主研发是企业最重要的创新模式。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制造业20个不同集聚度行业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不同集聚度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策略:高集聚度行业应逐步放宽对FDI的限制,发挥规模效应;中集聚度行业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推进行业自主创新;低集聚度行业应利用FDI先进技术实现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FDI溢出、吸收能力与东道国IT产业的发展

通过构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IT产业的Bertrand博弈竞争模型,探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行业特征、知识产权等微观、中观、宏观因素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利用,并以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竞争充分的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FDI溢出效应和技术转移的有效机制.东道国变量对处于不同分位的FDI溢出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具体而言,研发投入对FDI溢出的正向影响在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FDI的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存量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动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大虽能促进FDI的流入,但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网络效应对FDI技术溢出具有较小但平稳的正向影响.     

企业规模、市场能力与FDI地区聚集——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例如市场竞争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博弈能力等,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待聚集定位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从而形成FDI地区聚集的规模效应。本文以江苏省IT产业中的台资企业样本对该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表明,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上的局限,对外投资的空间聚集特征更为明显,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是FDI聚集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单纯的聚集跟随者,对外投资的聚集倾向相对较弱,甚至有可能做出避开竞争者聚集区的定位决策。大企业聚集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在早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中小企业聚集的吸引力只在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以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国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一国(地区)的R&D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R&D溢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内地全部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通过距离代替贸易衡量国内地区间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将"R&D溢出具有距离衰减性"作为既定前提条件,估计了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工业R&D溢出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溢出接受地自身R&D投入水平、国际R&D溢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市场化改革提高了R&D溢出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特别是在来源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溢出接受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R&D溢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2)地方保护主义对R&D溢出有显著的负效应,R&D溢出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当考虑了距离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提高R&D的溢出水平,除需保证必要R&D投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进市场化转型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     

FDI知识溢出与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基于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引入FDI通过知识溢出带动本土集群企业成长是我国区域政府实施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针对学术界出现的对立的"强化观"与"弱化观",从本土集群企业的视角,基于对嘉善木业集群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FDI知识溢出对本土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企业主导的全球网络与本土集群企业参与的本土网络虽然并非完全隔离,但是由于FDI与本土集群企业分别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知识发展轨迹演化,因而获得FDI企业知识溢出并不能直接推动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并且由于吸收能力的对象专用性特征,本土集群企业较高的吸收能力在促进企业按照原有路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本地锁定问题,阻碍了企业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来促进企业成长。     

外资来源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按照属地原则是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资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从中外研究来看,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但是外资的技术溢出受诸多因素影响:从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较小、文化背景接近时,技术溢出效应更容易发生;就投资方式来说,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理想并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也较大.此外成本与收益也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转变既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变量,也是探讨居民收入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至今(1978~2015年)约40年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清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之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收入差距,而之后则有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注重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密切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收入分配恶化现象。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内生溢出效应、技术能力与企业技术联盟方式选择

溢出效应是影响企业技术联盟稳定运行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企业技术联盟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能力是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技术能力的内生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状况。通过A-J模型的拓展,对技术能力的互补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内生溢出效应对技术联盟运作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技术能力决定着溢出效应,决定着企业参加技术联盟的创新结果,当企业具有同质的技术能力时,成本共享型联盟方式显得更有效率;当企业的技术能力较高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技术共享联盟;当企业的技术能力比较低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成本共享型联盟。     

中国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本文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技术差距水平;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     

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各种效应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鉴别出了外向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几个机理,进而针对中国外向FDI分布现实做了必要的修正,由此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中国正在涌动的外向FDI浪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经验性检验。研究表明,虽然中国企业的外向FDI历史不长,但规模已经不小,这种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已开始显现。通过对FDI流量与要素生产率变化之间相关性的考察,能够较清晰地捕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我国工业行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2000-2006年FDI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区域分析,指出21世纪初,中国工业部门引进FDI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但这一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不太大且在地域上不均衡.分东、中、西部的研究表明,中国西部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引起积极作用的门槛,而东、中部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当前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大.     

专用性投资、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专用性投资治理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07—2009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探讨了专用性投资、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研究发现:(1)在专用性投资的治理机制选择上,关系治理机制比正式治理机制更有效率;(2)如果缺乏治理机制保护,专用性投资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3)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了专用性投资被机会主义侵占的风险,技术水平在专用性投资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本文构建了刻画企业层面外汇风险暴露程度的指标,然后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但不同企业由于进出口强度以及进出口地分布不同,汇率变动对其就业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结果造成平均的就业效应非常小。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影响程度最为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汇率变动更多地通过改变企业聘用决策而不是解雇决策,影响就业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