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一个彝族村落的调查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一个彝族世居村落的村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在对调研样本数据进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影响因素,并对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的资源分配机制改革,它不但拓宽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培育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能力,而且压缩了农村政治权力过度介入资源分配的制度空间,有利于缓和现阶段农村的利益矛盾,从而有助于保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为国家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村民直选：村心自治的关键所在——海原县村民自治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调研报告通过对海原县贾塘乡后塘村村民自治状况的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 ,探讨了回族贫困社区村民直选过程中的情况、问题、原因和对策 ,为推进少数民族农村贫困社区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会议是村级最高决策形式,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会议难以发挥作用,而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取代村民会议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因此,村民代表权力的运作的合法性就成为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对村民代表应然权域和实然权域的考察发现,在村庄事务中村民代表的权力运作,既存在着越域,也存在着限域,很多情况下两者并存。要克服上述困境,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公民教育,探索出消解村民代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性困境”的路径。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     

我国村民自治中农民的政治冷漠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给农民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在政治活动尤其在农村自治选举中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农民的政治冷漠有很大的危害性，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应在深入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消除农民的政治冷漠现象，真正实现村民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设。     

2000年以来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形式,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自2000年以来,村民自治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无论是研究领域、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有所发展。当然,迄今为止,村民自治的研究也还存在种种不足,有待进一步拓展。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村民自治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是其重要内容.村民自治是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对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在推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分析探讨这些问题对农村和谐社会构建带来的影响,提出应如何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对策,使之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政治传播

乡村精英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农村政治传播的重要主体。村民自治的过程,离不开政治传播。文章试图通过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围绕村民自治,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分析探讨乡村精英介入政治传播的原因及其介入政治传播的方式。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公共参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文章结合两个不同经济类型村庄的实践,从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主体的构成等方面,对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经济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的差异和特色.     

社区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城乡社区是我国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活的基层细胞,是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苯政治制度。社区建设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实现方式。搞好社区建设,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发展我国基层民主,有着重要意义。社区建设有其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搞好社区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第三条道路”与政治现实主义——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本文从评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入手,着重分析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涵,指出"第三条道路"融合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力图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政治现实主义尝试,其现实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理论意义.文章同时还探讨了"第三条道路"对我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启示.     

关于油田社区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油田社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在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民主政治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办社会部分关系调整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油田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目益突显,主要存在油田社区的管理体制和职能定位不明确,油田社区的管理模式与国家关于社区发展的目标选择不适应,油田社区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设民主自治、合作共建的新型油田社区是油田社区管理创新的基础环节和根本保障。     

农民流动与村民自治——流出村和流入村的分析

农民在村庄范围内大量流出或流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流出村还是流入村,农民流动都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流出村,农民流动在为村民自治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流动农民选举权利难以实现、民主选举质量降低、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等等.在流入村,农民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村庄社区的秩序.此外,对大量的外来农民,是否允许他们参与流入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从宏观立法和微观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本质上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认同,公信力资源流失也是基层政治认同流失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弱化、乡一村关系行政化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架空以及农民价值认同的理性化和行动单位的原子化分别构成了后集体化时代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根源.     

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学议题。农村教育场域不仅存在着来自国家的教育权力,还存在着对国家及社会的反作用力。多种力的交织和衍生影响着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将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这两种理论范式结合起来研究和解释农村教育,能够更深刻地反映农村教育场域中权力存在及其运作的镜像,揭示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深层原因。     

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

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和重新发现乡村的重要方法。 回首 23 年的乡村问询之旅,特别是近五年的乡村实践让我领悟到,扎根田野的工作策略不仅可以阐释文化特质,揭示社会问题,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促进生命变革。 这种认识观念的转变和行动路径的选择,在拓展乡村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彰显了田野工作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