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的权利归属研究——以手工技艺类为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理论在对传统保护思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附着于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相关权利归属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制度化厘定。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进一步确定其权利主体,明确权利归属,并建立有效的权利流转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真正有效地实现权利主张,为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驾护航。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属性决定了仅仅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应尽早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既要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又要强调民间的广泛参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监督方面,应确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以更好地规范和保障政府权力;在法律救济制度方面,应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维护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权利的实现。     

传承人诉讼与权利入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私法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公法、行政作为角度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在法律实践意义上,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权利的流转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属性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层面,确立传承人诉讼和举证责任倒置,是保护权利的关键。     

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出路——对当代社群主义政治的一种考察

现代政治将个体权利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个体自由的实现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而国家或社会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善。现代政治在忠实捍卫个体权利的同时,却造就了德性和欲望、权利和责任失衡的严重后果。当代社群主义对社群共同价值的关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调、对居间性团体的重视,为诊断现代政治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解决自我权利的极度泛滥造就的现代性后果。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主导价值取向

社群优先于个人和自我是社群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社群主义由此推断出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积极权利优先于消极权利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等结论。这些价值取向为公共健康实践提供了伦理根据。因此,社群主义是公共健康伦理的主导价值取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

法律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生活中发现的新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规则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建立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与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借助或不借助物质媒介所表现的世代传承的特定民族的文化信息利益。其法律性质具有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和利益性。任何团体、个人乃至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负有正当利用、不断维护、坚持延承的义务。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则主要表现在对它的使用上和获得相应利益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要类型包括社会民众型、团体型和个人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救济机制的建构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原则、、法律救济方式与途径上有所建树。在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协调如下几个关系:1.同已有法律的协调;2.同社会惯例的协调;3.同我国承诺的国际保护义务的协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的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已相当必要.文章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属于公共产品,代表公共利益入手,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的独特优势进行探讨,最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当代政治学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及评介

当代政治学流派对非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认知.新自由主义强调其作为社群损害个体权利的一面,而社群主义则为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设置了空间;多元主义设计的民主机制肯定了其积极作用,而法团主义却担心其在多元竞争中会带来社会失序和不公平的风险,强调国家控制的必要性;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则在根本上都认同在政府监控下引进多元互动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政策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它的两面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困境。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及界定,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目的,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认定为具有公益和私权的混合新型权利。我国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私法统一的保护体系。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国家观之争及其启示

在国家观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主要围绕国家中立、公民政治参与和“弱国家”与“强国家”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其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关系的歧见。实质上二者是互补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决非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通过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维持平衡,从而构建正义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本土化下被害人权利保护及延展反思

中国刑事法治已确证刑法功能呈多元化,既惩罚犯罪又要预防犯罪;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障人权;既要充分体现法律效果也要充分体现社会效果,树立刑法是被害人也是行为人的权利保护大宪章的国民刑法理念是当务之急。现实中存在着刑法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的现象:刑罚报应主义功能的部分放弃弱化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刑法理论对被害人权利的边缘化处理;被害人可归责性理论加剧了被害人保护的失衡;司法实务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倡导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刑事法治情势,以平衡法为研究范式,明确被害人在刑事法体系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关注被害人权利与行为人权利的平衡、与国家公权力的平衡,避免因强调保护公共利益而弱化被害人利益或通过行使公权力而削弱被害人权利。     

全球化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以个体创造、个性化为特征的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相结合,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这是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双赢的最佳途径。     

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传承保护

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能够给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必须要突出传承性的“活态”保护,才能使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民俗保护区的方案及其构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开展民俗保护工作,首先需要讨论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明确理论框架,然后,需要讨论建立民俗保护区的基本原则和方案思路,搭建工作框架.在此基础上,争取做到对民俗文化的群体保护、功能保护和平等保护,维护遗产主体的文化自尊和文化权利,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一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法律理应对之提供充分保护。很多省市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加强了保护,然而通观这些举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保护还是不充分的甚或是欠缺的。面对现实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侵害的各种行为,面对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隐形侵害,这些举措就显得无力,我们主张依据刑法的补充性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提供较为充分的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克服"反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黑勒针对产权分散和多头管理而提出的一种管理浪费现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身的特殊性,很容易造成"反公地悲剧"的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反公地悲剧",其主要形式有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部门保护主义行为和团体保护主义行为.要克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反公地悲剧"行为,必须整合产权,让使用权和管理权得到统一;下放权利,让责、权、利得到统一;提高认识,让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得到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以桂林为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其本质是保护重要还是开发重要的问题,也由此形成了很多的观点,例如保护桎梏论,开发破坏论等。大多数观点都是把保护与开发看作是对立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打破保护与开发的对立性,建立同一性,二者是互为手段,互相促进的。保护与开发不能确定哪个更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先有保护才会有开发。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处理,对于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几个层次,并在保护中做好开发与创新,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协调一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存续以及创新发展。     

社群主义权利观念解析

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过程中阐释了“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社群主义将观念与制度的共同体视为权利的基础,认为共同体的民主过程建立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权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资格和义务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从而带有权利道德化的倾向。     

麦金泰尔的权利理论

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权利基础论,把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哲学的唯一基础.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权利基础论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权利没有现实性;个人是社群的成员,个人权利不能自发地实现,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基于较比法的宏观考察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俨然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同时对立的两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目的论上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对立和分歧。比较而言,自由主义以个人为起点,重视权利,以实现正义为目标;而社群主义以社群为起点,重视美德,以实现公益（善）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