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及其空间特征

采用1990—2008年的城市人口数据,首先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级别结构演变概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城市首位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城市基尼系数对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展开计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城市规模成长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阶段性、层级递进式演变;由于缺乏龙头带动城市,各城市首位指数较低且不断下降;1996—2008年,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城市规模分布总体趋于合理;1990—2005年,经济基尼系数与人口基尼系数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仍有较大的人口发展空间;区域城市规模成长表现出空间极化、轴线指向、群带集聚、区域差异等空间特征。     

国有经济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

中国城市体系过度分散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本文探讨了导致中国城市体系过度分散的体制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倾向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领域实施全面的控制,在地域广阔与人口众多的国情之下,这种全面控制的管理思路内生出了过度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基于城市经济学理论,本文将中国各省区看成城市体系,采用2000-2009年的省区面板数据,以国有经济比重作为国家管制程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发现,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了大城市居民数比重,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理论假说。这一发现说明,放松与减少政府管制是构造更加有效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重要途径。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及其空间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是城市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准确预测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合理确定城镇体系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年来首位度、回归斜率、城市规模基尼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以及城市规模成长空间特征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群城市规模成长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以及研究中的困扰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城市消费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相关关系研究

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莫兰指数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的SDM模型,讨论了中国城市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跨区域空间效应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城市消费的经济、交通、政策等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人均消费较高的“热点”城市较少,邻近城市的收入、客运交通等因素对本地城市消费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作用,城市空间消费市场结构更多地表现为区隔效应而非集聚效应,我国区域经济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提升.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人左右。城市中来自相异省份的新移民可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发,采取共赢、利他不损己或利己不损他的行为模式,提升集体幸福感,来自本省或相似省份新移民的理性行为模式是选择前往这些省市中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而当前我国城市移民净流动量的空间格局表明,新移民总体而言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帕累托改进,在地理空间选择上存在客观非理性现象。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引导移民在空间上实现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     

资本配置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

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原因造成了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去,这种资本配置扭曲对城市体系发展和社会福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从空间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建立模型来分析资本配置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然后用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出城市间资本配置情况,最后通过反事实分析量化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对城市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消除资本配置扭曲会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另外,资本扭曲会带来劳动力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加剧了当前中国居民的福利损失。因此,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促进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提高社会福利。     

房价、迁移摩擦与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理论模型与结构式估计

决定城市规模分布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的形成机制又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考虑异质性个体迁移决策和房价内生性的城市体系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因素分解为效率、舒适度、迁移摩擦和房价四个方面:较高的效率和舒适度会促使城市规模增加,但相伴而生的高房价和迁移摩擦等集聚负外部性会抑制大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而基于结构式估计方法对中国城市的效率、迁移摩擦、房价和舒适度等特征进行了量化,并通过一系列反事实实验模拟了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效率、迁移摩擦和舒适度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消除城市间的房价差异几乎不影响人口的再配置,而消除迁移摩擦则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重新配置和带来显著的福利增进效应,这意味着迁移摩擦的存在是造成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的关键致因。因此,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城市的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人口迁移中的空间摩擦,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的内生化力量,促进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     

基于分形理论的湖南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

对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测算和预测,传统的计量方法存在明显不足。简要介绍了分形理论的原理,运用分形理论,借助于Zipf公式分析了湖南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发现湖南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从单分形结构向双分形结构的演化趋势,以及城市体系规模分布过于均衡,首位城市及大城市规模过小的问题。另外也得出了湖南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分形预测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城市体系发展对策。     

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定律的实证分析

合理的城市规模创造出最大的规模效益。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经济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城市位序—规模Zipf理论是研究城市系统的重要基础,可以较好地刻画城市的规模分布。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文章拟利用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对Zipf定律进行统计性实证检验,从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描述,并考察各城市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     

城市规模的分布及演进特征——基于18个国家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00和2010年中国等18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据,采用统计分布检验、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各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以中国为例,探讨空间因素在城市规模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①欧洲国家近似服从齐普夫定律的比例高于亚洲与美洲,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逐渐接近齐普夫定律的理想状态。②从城市之间的动态变化来看,全球范围城市的流动性水平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城市整体呈现向上流动的特征。其中,中国的城市动态演进由收敛增长转变为发散增长。③城市增长表现出不同空间分布特征的背后,区域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较差的区域环境对城市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优越的区域环境有利于低等级城市的规模增长,但部分中高等级城市的增长将因为城市间服务功能的高度竞争而面临阻力。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1990年至2011年中国地级市市辖区人口的数据,通过城市规模分布的概率密度曲线、城市规模恩格尔曲线、城市规模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演进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外,文章还对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帕累托定律和Zipf定律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符合帕累托定律,但不符合Zipf定律。     

论城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发展

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聚合体,城市化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城市规模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发生。因此,需要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并对城市空间规模增长进行适当的管理。     

大西安旅游圈旅游规模分布演变及空间特征

旅游空间结构是旅游地理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以旅游经济联系度、旅游首位度和旅游基尼系数等多项指标对大西安旅游圈近10年的旅游规模分布变化及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初步探讨了西安旅游与大西安旅游圈发展的互动响应.结果表明:大西安旅游圈是单极核圈层结构,呈单核辐射发展;西安是大西安旅游圈的旅游首位城市,但首位度在不断降低;旅游圈内游客人数和旅游经济均趋于分散,但旅游经济分散的程度更为显著.此外,大西安旅游圈旅游规模成长呈现单点集聚性、轴线指向性、区域差异性与结构趋散性等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57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首位城市规模、首位度、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5个指标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多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经济联系、区域政治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直接与生产条件的区域组合联系在一起.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GDP规模的扩大将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对外贸易联系的增强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首都虚拟变量影响着首位城市和其他高序位城市的相对规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主化程度的增强倾向于降低首位城市规模和首位度.     

辽宁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研究

运用分形理论来测算辽宁省14个地级市自1996—2007年12年间的城市规模的分维值,作出辽宁省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图,用q值、D值、首位度指数、首位城市的理论值和现实值之比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辽宁省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形特征（：1）辽宁省地级市城市规模属于单分形结构;（2）辽宁省地级市城市规模分配体系在总体上趋于均衡,而局部出现不均衡的分异;（3）辽宁省首位分布越来越不明显,首位城市沈阳的城市规模在全国达到了高城市化的水平。明确辽宁省城市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优化城市规模等级的可行性建议。     

中国产品品牌空间分布研究——关于品牌经济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实践中,品牌经济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认同,但是,品牌经济和城市竞争力的关系究竟如何,还没有人在理论上给予阐释。中国产品品牌的空间分布表明,品牌经济和城市竞争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各城市在培育品牌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区域合作,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品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