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与责任

如何限制公司经理越权代表公司的行为,控制经理阶层权力的扩张,是现代公司法普遍关注的问题,它要求必须首先明确经理权的概念及其性质。作者在比较分析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观点之后,认为经理权是一种代理权,其实质在于经理对外代表公司的代表权能。在此基础上,针对经理越权行为的各种情形,讨论其法律后果及经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公司内部对于经理权限的限制,对善意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公司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如经理超越了法律对其权限的限制,则第三人不能以善意为由要求公司承担责任。文章最后还分析了中国相关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方式。     

论代理规则对代表行为的类推适用--对《合同法》第五十条有关规定之思考

代表行为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活动之一,为了规范这一行为,《合同法》将之正式纳入了法律轨道加以调整。本文通过对代表行为的主体、内容等方面的分析,旨在探讨代理规则对调整规范代表行为的借鉴性作用,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代表行为的全面理解与把握。     

日本公司法中的公司法人代表制度

为完善公司法人代表制度,日本公司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公司代表董事代表权的总括性和不可限制性原则,而且通过司法解释和设立表见代表董事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此原则的贯彻实施     

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对《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解读为中心

现行《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颇具争议.从民商事领域最基本的原则——意思自治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并未给担保债权人附加形式审查义务,公司自身债权人虽有一定风险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16条更侧重规范公司内部决议的形成,因而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的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违反16条所带来的后果更多的是追究违章董事对于公司在组织法上的责任.     

《公司法》第16条强制性质解释的误区及重构

《公司法》第16条为公司提供担保规定了“限制性”要求。当前主流裁判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对抗或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据此得出了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担保无效的结论。这种法律适用的思路是错误的。只有斩断《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联结,才能纠正公司担保效力认定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错误。现有理论试图构建新的解释路径,以求摆脱适用困境。然而,新的路径,要么拘泥旧有框架,要么需付出更大的理论代价,均不足取。《公司法》第16条具有积极强制与消极强制两个方面。积极一面,以公司自治行为——章程和决议——为对象;消极一面,以排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担保为目的。两者均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     

公司担保中债权人“善意”的认定

违反公司法规定提供的公司担保的效力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但倾向性的意见是从越权行为的角度,适用《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来处理该类案件。这样,债权人是否“善意”成为认定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关键。有的认为债权人对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形成过程不承担审查义务,但不少人认为应当承担审查义务。公司法对公司担保的规定实质上是调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目的在于使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保护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对债权人科以审查义务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债权人的善意不以承担审查义务为要件。     

物权担保竞合时效力位阶的法理解析——兼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

在同一标的物上设定多个担保物权而发生竞合时,各担保物权的效力位阶状态,在担保法理论上是一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同时因中国相关立法缺憾,已成担保实务的严重障碍。文章从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质权与留置权竞合的三种形态入手,将担保物权设定的时间先后作为解析问题的逻辑要件,充分且谨慎地考量动产担保物权登记、标的物占有等情形,以物权法基本理论为论证逻辑基点,较翔实地剖析了物权担保竞合时效力位阶。主张将来立法时应基于设定优先原则、占有优先原则、登记优先原则等来确定担保物权竞合时效力位阶。     

《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我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自出台后就有许多争议,争议的实质在于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解释问题。从公司法规范的主体、立法目的和对该款法律性质的分析应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基本上是合理的。     

未生效合同辨析--以"合同法解释"第9条的理解为中心

在传统的合同法理论上,学者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将合同区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这种区分在我们的合同法中也已得到了事实上的确认.然而,这种区分是否已经穷尽?针对实践中那些应经批准登记方能生效而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合同一般有效条件业已具备状态下的合同,即所谓的未生效合同,我们应如何认识和定性?基于理论与实务的双重意义,作者在文章中对未生效合同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辩析与阐述.     

论权利质押的标的--《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解析

《担保法》关于权利质押标的的规定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可以质押的权利凭证是否以七十五条为限 ,代保管凭证等在实践中可否用于质押 ,并是否生效 ;二是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范围 ,是否所有的权利均可质押 ,本文从大陆法系立法例和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物权法定原则对权利质押的标的进行分析 ,认为权利质押的标的应为证券化的权利或法定权利 ,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权利     

董事利用有限公司商业机会的法律障碍解析

传统公司法理论严格限制董事利用公司机会，这阻碍了商业机会价值的充分发挥。而事实上，在公平的前提下，有限公司董事可与公司协商利用属于后者的商业机会，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传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区别，有限公司的特质为董事利用公司机会提供了法律基础；董事利用公司机会可以视为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董事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可以得到有效协调；此外，董事对公司机会的合理利用可以得到有效的实证支持。     

作为政治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解释

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来看,司法与法治并不外在于政治,司法与法治都是政治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法治展示了政治的一个维度。法治是政治关系、政治秩序、政治框架的规则化、定型化的表达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描绘了法治的政治品性,应当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释。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与法律适用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采取何种形式、登记与否不影响其法律效力。出卖依法自建的房屋,即使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也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夫妻共有房屋,应属无权处分,但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在目前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情况下,城镇居民购买农村私有房屋的合同不宜认定无效。     

合同法与我国外贸代理法律制度改革

推行外贸代理制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新《合同法》颁布前 ,我国外贸代理立法混乱 ,阻碍了外贸代理制的推行。文章针对目前存在于我国外贸代理制中的缺陷 ,分析《合同法》对其新规制和完善 ,以期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外贸代理法律制度 ,构建一个有效适应WTO框架所要求的外贸代理立法体系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权利性质及其适用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其性质如何,在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该文通过对该条文的立法背景和立法过程的考察,论证了该条所规定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法定抵押权,并对此项权利的成立条件、效力及其行使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人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信息非对称的探讨

在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 ,由于企业的投资者作为委托方与企业的经营者——代理方双方信息的非对称 ,将导致经营风险的增加。为此 ,力图根据双方信息可能出现的三种典型情形 ,探讨委托方如何依据不同的情况为代理人设计具有一定激励和约束力的报酬机制 ,最大限度地刺激代理人实现委托方的利益最大化。     

设立中公司及其性质与地位的法律解读

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所形成的社团,理论上一般称之为设立中公司,也有学者称之为筹备中法人。我国公司法对成立后的公司的组织结构、治理机构等内容的调整透彻深入,但却缺乏对设立阶段这种组织体的调整。在公司法中,仅第九十五条概括明确了设立中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这一条款过于简单,不足以全面调整公司设立阶段的责任关系,就设立中公司的其他问题虽有所涉及,但不系统,缺乏可操作性。设立中公司的组织和运行,直接关系到成立后公司的运行和发展,关系到整个公司后续发展的稳定性,甚至有着并不次于成立后公司的法律地位,故有必要厘清设立中公司的基本含义,对设立中公司及其性质与地位进行法律解读。     

论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属于捐助行为之一种,它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其合同主体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外,还涉及受益人这一公益捐赠合同关系人.同时,合同客体和内容的特殊性反映了这类行为的社会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涵义决定了它与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约和代理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此比较分析,可以确定公益捐赠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合同.     

浅析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

研究国家强制在公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阐述国家强制在我国公司法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相应解决的策略:一是公司中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配置应坚持效率与安全为标准;二是实现公司有限自治和国家适度强制两者的动态平衡;三是明晰公司法中国家强制的界限;四是建立并完善市场化和科学化的强制机制。     

新公司法中关联交易规范的评析

新公司法主要从关联关系的界定,抵触利益交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及独立董事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通过与旧法律法规的比较,发现新公司法的优点及缺点。优点是全面系统地进行了规范,缺点是有些制度未能贯彻始终,如未明确规定关联股东的回避制度,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弥补或公司法再次修改时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