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之痛与治

结合学理和现实,从权力配置与权利保障这两个要素出发,研究了现代大学治理权力配属之痛、实现功能之难和大学治理之要,提出了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构中存在的柔性治理的可能、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议行合作的可能、统一与个性结合的可能、可变治理体系的可能。     

有效的自主:挪威大学学术治理变革的制度逻辑——基于奥斯陆大学与卑尔根大学的个案研究

有效性与自主合法性脱耦的张力推动了挪威大学学术治理变革,寻求有效的自主成为其学术治理制度转型的主旋律.20年来,在效率导向的资源整合、质量驱动的产出保障、"条件性"财政资助的复合作用下,挪威奥斯陆大学与卑尔根大学学术治理改革显现出多元利益主体制衡、与政策规制同向共振、行政科层管理强化、整合的学术领导结构、注重学术产出绩...     

我国大学学院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学院制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管理的主要模式。但对于学院制的实施是否遵循了其本来的内涵及规律、学院制实施的效果,学者们莫衷一是。文章运用"多重制度逻辑"对学院制的变迁进行分析,认为大学学院制的制度变迁,受到政府、大学、市场和学术等不同逻辑的相互作用。这些逻辑自身处于变化之中,并且相互作用,影响了大学学院制的变迁过程,导致了学院制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大学学院制新的变迁需要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大学治理效率提升:生成逻辑、思维模式、治理结构及制度设计

大学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大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治理效率的提升是实现更高水平大学治理的关键所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逻辑、知识本位的学术逻辑、服务社会的市场逻辑和革新发展的历史逻辑等多重驱动下,生成了大学治理效率提升的现实论题。提升大学治理效率,需以培育现代化大学治理思维模式为前提条件,培育过程性、整体性、多元式、文化性思维;以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化大学治理结构为变革核心,构建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教授治学、学生民主参与、政府引导和监督、市场机制调节的多元治理结构;以加强大学治理制度设计为基本保障,全面加强大学治理法律体系、大学章程、大学内部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选择

制度为大学治理提供了稳定的规范性结构,同时也为大学治理的组织行为提供了道德框架。制度逻辑应该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现代大学的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制度的维度。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不仅要关注大学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要依赖于这种制度的执行和实施状况;不仅能够塑造大学治理的"图腾",能够调动行动者的主动性,还能够引领大学文化的革新。制度逻辑视域中大学治理的路径选择需要改革制度的参与机制,重视制度的回报机制,建立制度的完善机制。     

制度逻辑下的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

大学制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学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是衡量和决定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变量。纵观国内外大学的发展历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又直接体现了每一个时期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大学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来助推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现路径可从整合主体权责、完善利益分配、鼓励社会参与、强化监督制约以及推动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逻辑演进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国家控制的内部治理探索期(1949-1977年)、初步自主的内部管理建设期(1978-1997年)、法人治理的依法治校完善期(1998-2012年)、多元治理的多元共治建设期(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政治体制与政策、经济体制与环境、文化观念与认知、行动者等因素构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塑造了断续相接的制度变迁历程,制度变迁呈现出从国家控制到多元共治的演进逻辑。未来,应把握当前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有序运转来构建大学善治格局,与外部治理制度协调推动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超越绩效:大学治理能力与大学制度建设北大核心

大学治理能力是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治理能力的体现。绩效考核作为目前大学治理的普遍手段,反映的是追求效率的管理思维,对推进大学治理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透过对科研与教学的绩效考核方式与逻辑分析,发现大学治理能力存在“过于刚性”的经验治理,导致“缺乏温度”的制度治理以及“理念偏差”的文化治理等困境。任何大学在建设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进程中,都需要超越过于制度化的绩效管理,尽快走出以“工分制”为特点的绩效考核。改善大学的学术生态,需要提升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认知水平,探索科学导向的大学治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规模不断扩张,利益主体变为多元,这导致大学不得不由原来的一元管理逐步向多元治理转变。不同利益主体对大学控制权力有不同诉求,而这种不同的诉求造就了大学治理结构的不同历史形态。但是不同的大学治理结构,无一例外地都潜藏着文化的踪迹,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避免不了受文化的影响和干预,它们之间互为影响、互为动因。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本文在论述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现状,归纳了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主要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设想。     

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大学治理

大学治理需要完善的制度,也需要良好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座基石。制度与文化存在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审视大学治理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大学文化建设忽略与制度的关系,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的沟通机制缺失。要想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推进大学治理,还需要在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中认识大学治理,立足中国特色来建立独特的大学文化,以文化为基推动大学制度建设。     

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多伦多大学的个案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多伦多大学实现了治理模式由两院制向一院制的变革。这一制度变迁背后存在什么样的逻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基于有限理性的算计是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微观基础,权力冲突是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机制,基于文化认同的合法性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历史脉络、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长期存在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实依据。但目前学术界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研究缺乏对这一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探讨,特别是这一治理机制何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尚未有较为深入的理论回应。本研究在系统回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脉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制度评价正当性、优越性与有效性的三大标准。比较“传统模式”“宣称模式”“内卷模式”与“优越模式”四种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看出,责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得以彰显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动”三个维度深入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家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强大效能提供相关启示。     

大学组织属性与合作治理逻辑研究

文章从主体、生产技术、社会三个维度对大学组织属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大学组织属性与合作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大学组织属性与合作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自洽性,合作治理契合了大学组织的基本属性,其建立和正常运行是现代大学良性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大学治理:制度比校长更重要

中国社会普遍认为,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是说,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路,往往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与水平。这种习以为常的说法不错,但深究起来也不完全对。就中国来说,大学确实需要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来管理,但更需要保障大学健康发展以及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大学制度。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根本保障。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治理方式有两种:法治和人治,大学也有类似之处。所以说,校长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重要的,但比校长更重要的是大学制度。因此,中国要建立和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大学制度,进而实现大学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才是保障大学生命力的根本途径。     

大学发展规划的制度逻辑与规约

大学发展规划是一种制度,不进行制度研究可能并不完整。大学发展规划的形成是一个综括特定时期经济条件、制度环境、资源约束方式等广泛内容的系统工程。依附于渐进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伴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进,策应了激进式的资源约束变化。应推进大学发展规划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大学发展规划的合法性保障;形成大学发展规划执行的合理性基础;提高大学发展规划的违约成本。     

大学校训的生成逻辑与制度文化密码

大学校训的生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动态发展过程.大学校训生成的智慧与理性萌芽,对光明与自由向往的出场形态,兼具科研与实践功能的推进机理,彰显服务与使命意识的文化自觉,构成了西方大学校训生成的演进过程.中国大学校训的演进生成,蕴含了传统文化基因的气质理想,嫁接了西方现代大学校训的文化要素,留存着中国学人上下求索与革故鼎新的实践印迹,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校训生成的诸多挑战,亟待破译大学制度文化密码.     

大学治理:治理主体向治理规则的转向

在大学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化并有明确制度安排的背景下,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分法为对象的、从治理主体出发来理论预设与推理演绎治理成效的应然研究意义不大。解析大学治理的路径应从治理主体的辨析转向支配治理实践的规则,从实然的角度探讨治理实践的具体实现形式与治理效果,由探讨"谁在治理"转向研究"如何治理"、"怎样治理",由探讨从主体为中心的"表层结构"转向实践为中心的"深层结构",揭示大学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多维性。